“都怪马步芳那人，要不然我会这么惨。”马鸿逵一边说着一边指挥下人把黄金运往香港。他拉着四姨太刘慕侠的手，亲昵的说道：“我早就看透了蒋介石这厮，这官场的事情变化很快，幸亏我机灵，趁着这次在香港台湾大量购置房产，把宁夏的财产变成黄金，运过去。到时候啊，我们就发大财了，哈哈哈哈哈哈。” 1949年，那年头的风，刮得特别硬，吹得人心惶惶。就在兰州解放前夕，整个西北乱成了一锅粥。马鸿逵心里跟明镜似的，他那点家底，是万万不能落在别人手里的。他这辈子最信的，就是攥在手里的黄金。 他怎么跑的？那叫一个“稳、准、狠”。他先是把军政大权一股脑儿甩给了自己儿子马敦静，跟他说：“顶住！给我往死里顶！等我安排好了，派飞机来接你们！”这话说的，义正言辞，跟真的一样。可背地里呢？他早就让心腹用飞机，一趟一趟地把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足足7.5吨黄金，还有数不清的银元、珍宝，全偷偷运去了香港。 这手“人财分离”玩得是真高。他自己呢，带着一家老小先去了台湾。为啥不直接把金子运去台湾？他门儿清，那会儿的台湾，老蒋正缺钱呢，他带着兵权过去，那叫“共赴国难”；他光带着金子过去，那就是“待宰的肥羊”。他这点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果不其然，他人一到台湾，还没喘匀乎气，他那位老冤家，也是他的亲戚——“青海王”马步芳，第一个跳出来发难。 说起来，马鸿逵和马步芳这俩人，真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都是西北马家军，沾亲带故，可为了地盘和权力，面子上是“老哥长老弟短”，背地里是谁都想把对方一口吞了。就在解放前一年，马鸿逵还跑到西宁去见马步芳，姿态放得特别低，说：“子香老弟啊，你年富力强，西北这摊子事，以后就靠你了，我给你当个参谋！” 这话说的，漂亮吧？其实呢，他是听到了风声，想探探老蒋的底，也想稳住马步芳。马步芳也不是省油的灯，当面一口一个“老爸爸”，转头就去运作，抢那个“西北军政长官”的位子。这俩人，就像在悬崖边上掰手腕，谁都不肯松劲。 结果，马步芳技高一筹，真当上了长官。马鸿逵气得直骂娘，觉得被耍了。所以等到了台湾，马步芳参他一本，要他为“西北败局”负责，他一点也不意外。很快，他的各种职务就被一撸到底，成了个光杆司令。 这下马鸿逵彻底心凉了。他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官我不当了，我走还不行吗？可想走，哪那么容易？于是，他开始了他的“影帝级”表演。 他先是隔三差五地“生病”，今天头疼，明天心口闷，把自己折腾得面黄肌瘦。然后递交假条，说自己“病体沉珂，需赴港就医”。台湾当局一看，人都这样了，再说西北也丢了，留着个药罐子也没啥用，大笔一挥，准了。 马鸿逵拿到批条的那一刻，估计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他前脚刚走，后脚就和他早就安排在香港的四姨太刘慕侠会合，拿着那7.5吨黄金，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到了美国洛杉矶，他才给台湾发了个电报，说：“我在美国，不回去了。”把那边气得够呛，可隔着太平洋，也只能干瞪眼。 按理说，带着这么多钱到了美国，下半辈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吧？可马鸿逵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在美国，他不再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宁夏王”了。没了权力的光环，他就是一个有钱的普通老头。他想用钱生钱，搞投资，开公司。可他在宁夏做生意，靠的是权，不是脑子。到了美国这个纯粹的资本市场，他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很快就赔了个底儿掉。唯一还算过得去的，是一个赛马场，但也仅仅是维持收支平衡。 生意上的失败还是小事，真正让他糟心的，是家里的那一地鸡毛。 以前在宁夏，家里的财政大权都由他最宠爱的四姨太刘慕侠管着。那时候他手握重兵，刘慕侠对他自然是服服帖帖。到了美国，他还是习惯性地让四姨太管钱。可这回不一样了，马鸿逵连英语都说不利索，出门都得靠翻译，没了权的“老虎”，连猫都不如。四姨太慢慢地也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两人关系越来越僵。 五姨太一看这情况，不干了。凭什么钱都在你四姐手里？我想要钱，还得看你脸色？干脆，离婚！闹上法庭，直接分走了一大笔家产。 这还没完。他跟自己儿子的关系也闹僵了。晚年他孤单，想让孙女陪在身边，结果儿子不同意，父子俩为了孙女的抚养权，又打起了官司。 一个曾经手握十万大军的枭雄，晚年却连家庭的安宁都掌控不了。 他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了，唯独没算到，当他失去权力，那些靠权力维系的亲情和关系，会脆弱得不堪一击。 临终前，他躺在病床上，老泪纵横，对身边的人说：“我有五个孩子，现在没有一个在我身边，这都是我活该！” 1970年，78岁的马鸿逵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他用前半生的威风八面，换来了后半生的凄凉孤寂。那7.5吨黄金，最终也没能给他换来一个温暖的晚年，反而成了家庭纷争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