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李某多次讨薪不成，在老板的商店里上吊自杀。李某家人将老板告上法庭，索赔59

农民工李某多次讨薪不成，在老板的商店里上吊自杀。李某家人将老板告上法庭，索赔59万，老板拒绝，最终在二审后，法院作出判决。 李青山原是陕西农村一位普通农民，他凭借着自己辛勤的耕作，维持着贫困的家庭生活。然而，随着家中两名年幼孩子和逐渐年老的父母，他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为了改变困境，李青山决定到城市打工。在通过介绍后，李青山进入了一家家装门店工作，负责加工铝合金门窗。 李青山与门店老板高翔签订了工作协议，约定的月薪为4000元，年薪大约为5万元。然而，在工作满一年后，当他准备拿到自己的工资时，却遭遇了老板高翔的拖欠。老板只给了他1.5万元，剩余的3.5万元被推脱为“年后再发”或“工作日不够”。李青山意识到自己被欺骗，多次讨要工资未果，最终选择了以自杀威胁的方式，最终走向了绝路。 根据《劳动法》第50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按月支付工资，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李青山与高翔签订的工资协议清楚明确，但高翔未按时支付李青山的全额工资，明显违反了合同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李青山在明知工资没有完全支付的情况下，反复讨要，心情愈加焦虑。高翔不仅没有积极回应，反而态度冷漠，甚至回复了带有嘲讽性质的信息。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剧了李青山的心理压力和无助感，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高翔未按合同支付工资，给李青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扰和心理压力，李青山的死亡与高翔拖欠工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青山自杀并非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高翔不履行支付义务造成的直接后果。 自杀通常被认为是个体的自由选择，但在此案中，李青山的自杀行为和拖欠工资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李青山在自杀前已明确表示，工资问题让他感到极度压力，并通过威胁自杀来要求高翔支付工资。高翔的不作为和拖欠行为直接导致了李青山的心理崩溃和自杀行为。 一审法院对案件做出判决，认为李青山的死亡与高翔的拖欠工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高翔应当为李青山的死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判定高翔对李青山的死亡承担20%的责任，赔偿李青山家属14.9万元。 高翔不服一审判决，认为李青山的自杀与他无关，拖欠工资与自杀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他主张李青山选择自杀完全是个人行为，且他在事后已经给予了李青山家属部分赔偿，认为自己已尽人道关怀，且李青山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和法律规范。 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李青山的手机聊天记录以及家属的证言，确认了拖欠工资与李青山死亡之间的直接关联。法院认为李青山多次因工资问题与高翔发生冲突，高翔未能正面解决问题，反而冷漠推脱，这加剧了李青山的心理压力。最终，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认为高翔应为李青山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继续赔偿。 本案再一次提醒我们，《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按时支付工资，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和权益。然而，现实中很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往往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此类问题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还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用人单位应当履行法定义务，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高翔在处理拖欠工资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冷漠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即使在李青山发生自杀事件后，他也仅仅在支付了一部分赔偿后了事，缺乏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真正关心。企业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生活保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在处理此类极端事件时，法院秉持法律公正，对有过错的用人单位进行追责，这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起到了警示作用。社会应更加关注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法律应更加严密地约束企业行为，确保劳动者不因简单的经济问题而被逼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