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出生的艾跃进曾说过：“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

1958年出生的艾跃进曾说过：“让工人下岗，还要人家从头再来，你们为什么不从头再来呢？”说得好！为什么让三千万国企工人从头再来？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从头再来？ 这话能引发那么大共鸣，根本在于它戳中了一个时代的痛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企业日子不好过了，外资和乡镇企业冒出来抢市场，国企里的老设备跟不上趟，产品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不少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国家不得不下狠手搞改革，提出“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思路，说白了就是裁员保企业。 1998年的上海街头，常常能看见抱着铁饭盒蹲在厂门口的中年人，他们刚从厂里出来，手里攥着一张薄薄的下岗证明，饭盒里的饭菜早就凉透了。 上海申新九厂的工人们更绝，亲手把136台细纱机砸了，那些机器是他们每天擦三遍、保养得比自家家具还上心的吃饭家伙，可不砸掉这些落后产能，厂子活不下去，大家最后还是得失业。 时任厂党委副书记的宋琴芳后来回忆，当时心里别提多纠结了，明知道压锭是必须的，可一想到砸掉机器就砸掉了工人的饭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那几年下岗的人到底有多少？有数据说1998到2001年累计下来有2550万人，接近三千万的规模，上海1989年才一万六千多下岗职工，到1995年上半年就飙到了24.5万，短短几年翻了十几倍。 这些人里，大多是在厂里干了十年二十年的老员工，青春全耗在了车间里，除了摆弄机器啥也不会。 更让人揪心的是“从头再来”这四个字的重量，刘欢唱的《从头再来》火遍全国，可歌声里的励志，根本盖不住现实的残酷。下岗工人找工作难如登天，年纪大、没新技能，只能去干那些最苦最累的活。 上海织布二厂一半员工下岗，就算厂里尽力安置，还是有不少人只能去街头摆摊修鞋、骑三轮车拉货，有调查显示，当时只有37.4%的下岗职工有迫切的就业愿望，不是不想工作，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脏累差的岗位没人愿去，稍微体面点的又要求高，进退两难。 辽宁有个叫郭英森的下岗工人，为了糊口琢磨些“新理论”，上电视节目说想搞无轮车辆，结果被嘉宾当众嘲笑。后来“引力波”被证实，有人翻出这段视频替他鸣不平，可没人提他当年下岗后连基本生活都难保障的窘迫。 黄宏在春晚喊“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直接被舆论骂翻，就是因为这话太轻巧，没体谅到工人的难处。 这时候再看艾跃进的质问，就懂为啥那么多人觉得“说得好”，那些制定政策的、在体制内稳坐钓鱼台的人，不用发愁下个月房租在哪，不用半夜起来给孩子缝补旧衣服，更不用放下几十年的手艺去街头叫卖。他们嘴里的“改革阵痛”，落到工人身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危机。 当然不能说改革不对，纺织行业就是靠这股狠劲活过来的，1999年底，全国纺织行业压锭906万锭，分流了116万职工，当年就赚了9.5亿，提前一年脱了困。 国家也不是不管，建立了“三条保障线”，下岗职工进再就业中心，能领基本生活费，还能参加职业培训。1999年的数据显示，93%的下岗职工进了再就业中心，90%领到了生活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在慢慢推进。 上海大隆机器厂的做法算仁义的，坚持宣传在先、工作在先，保证给下岗职工介绍工作、保证最低生活，靠着这套办法平稳分流了不少人。可总有些困难企业连最低生活费都发不出，职工家里揭不开锅，情绪能稳定才怪。 那些喊着“从头再来”的人，要是换成他们每月就拿这点补贴，未必能比这些工人做得更好。 艾跃进的话从来不是否定改革，而是替那些沉默的工人问一句公平，工人为国家干了一辈子，改革需要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没含糊，可为啥牺牲的总是最基层的人？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你们”，要是真能体会这份艰难，或许“从头再来”这四个字，就不会说得那么轻飘飘。 直到现在，再提这句话还是能让人心里一沉，不是怀念过去的铁饭碗，是忘不了那些工人放下尊严去谋生的背影。他们用自己的“从头再来”换来了企业的新生，这份付出，不该被一句轻飘飘的口号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