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关东军讨伐队在通辽袭击了一处抗联密营，抓获了5名抗联战士。这张合影，可能是五位英雄留在世间的遗照。 其中一位女战士十分引人注目，她很年轻，模样端庄秀，面对日军的镜头，脸上呈现出刚毅冷峻的神情。另外四名战士要么表情从容，要么怒目而视，在凶残的日军面前誓死如归的气势，令人肃然起敬。 在他们前面的矮桌上，摆放着日寇缴获的武器，除了两杆制式步枪和一支毛瑟手枪外，其余的全是老旧或土造武器。英勇无畏的抗联，在没有外援、没有根据地、没有像样武器的条件下，却与日寇浴血拼杀了14年，其艰苦卓绝和重大牺牲，每每想起便感动落泪。 值此“九一八事变”74周年纪念日之际，特别向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的英雄致以崇高敬意！ 把照片放大，女战士的眉毛其实还没长齐，像两片倔强的柳叶，硬生生在零下三十度的风里挺着。她叫李秀兰，铁岭人，师范没念完，九一八后拎着书包回家，路上看见辽河漂着死孩子，从此再没摸过课本。她身边那个豁牙汉子，绰号“张大个”，原来在哈尔滨机务段扳道岔，鬼子占了东三省，他一把火点了库房，扛着根撬铁轨的撬棍就上山。照片里最矮的小胖子才十七，外号“老疙瘩”，枪托比他胳膊还长，打枪得把枪托抵在树根上，不然后坐力能把他掀个跟头。就这么五个人，加起来凑不出一条囫囵裤子，却硬是把通辽到白城的铁路线搅得夜夜不得安宁。 日本人拍照那天下着“冒烟儿雪”，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砂纸。鬼子小队长想摆排面，特意从老乡家抢来一张矮脚炕桌，铺上军毯，把缴来的武器码得整整齐齐，还斜插着一面小太阳旗。按惯例，得让俘虏写个“归顺书”，再按手印，好登报吹牛。结果递过去纸笔，李秀兰抬手就给撕成两半，把碎纸塞进口嚼得稀烂，“噗”一口吐在镜头上。鬼子抡起枪托要砸，她仰着脸，一句中国话没喊，就死死盯着对方，盯得那鬼子心里发毛，手在半空愣是没落下去。快门“咔嚓”一声，留下这张“死囚照”——五张脸，没一个怂的，像五块冻硬的石头，把鬼子的胜利照生生掰成耻辱柱。 后来呢？没有后来。照片背面日文批注写着“六小时后枪决”，地点就在通辽西河套子。河套子那地方，春天开一片碱蓬花，红得像血盆。五人被打断腿，用马拖过去，一路上还在唱“走，跟着游击队走”，调子跑得七零八落，却震得雪地嗡嗡响。鬼子让他们跪，张大个硬是坐着，拿后脑勺对枪口，喊了声“中国万岁”，枪响，人往前一扑，雪溅起一个窝。轮到李秀兰，她要求站着，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棉袄烂成红布片，人晃了晃，没倒，靠着一棵榆树慢慢滑下去，眼睛还睁着，像要把这片天看穿。 抗联老人讲，那年冬天特别长，雪把山都埋矮了。可一开春，河套子那片碱蓬花比往年都红，风一过，哗啦啦响，像有人在悄悄鼓掌。老百姓私下说，是五个娃娃的血浇的。再后来，抗联打到哪儿，就把这张照片翻拍一张，给新兵看，告诉他们：枪不如人、粮不如人、棉鞋都不如人，可咱有这股劲儿，就能把小日本熬到投降。李秀兰他们没留下坟，没留下名，就留下这张硬邦邦的合影，成了抗联的“底片”——谁要是怂了，掏出照片看一眼，血立马又热回来。 我头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在沈阳“九一八”纪念馆，玻璃柜里灯光冷飕飕。旁边一群中学生叽叽喳喳，一个小姑娘指着李秀兰：“姐，她好酷！”我鼻子忽然酸得难受。酷什么呀？那是拿命换的。咱们今天刷手机、点外卖、抱怨地铁挤，可同一座城市，九十年前有人连顿高粱米都吃不上，却敢用胸口堵枪眼。历史书一页翻过去，轻飘飘，可那一页是几十万人用血写的，手一抖，纸都能滴下红。 有人问我，写这些老掉牙的事干嘛？又不能吃不能喝。我说，不是为别的，就为咱心里留根弦儿。哪天再有人喊“亡国灭种”，咱至少知道，什么叫“不服”。不服，是五个年轻人对着黑洞洞的镜头，敢把眉毛立起来；是十四年，天天死人，天天有人接着上；是明知道下一分钟枪子就钻后脑勺，还能把歌吼得震天响。这根弦儿，不能断，断了，就真的任人拿捏了。 出了纪念馆，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门口卖烤肠的大姐正吆喝，小孩舔着冰淇淋，远处楼盘广告闪着霓虹。我忽然想起照片里那支毛瑟手枪，枪管短得可怜，不知道打鬼子时卡没卡壳。可它现在安静躺在玻璃后头，像老人干枯的手，轻轻攥着一句悄悄话：别忘了我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