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勒死我！”1944年，一地下党入狱后被汉奸认出，怕自己扛不住，求狱友将他勒死。没想到，在将死挣扎时，一脚踢倒了尿罐，惊动了看守。 任远不是生来就扛着“联络部长”的担子，早年间他是冀东丰润县的小学教员，站在土坯搭的讲台上教孩子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8年日本人烧了他的学校，还把给游击队送过粮食的学生小柱子吊在村口的老槐树上，他亲眼看着孩子断气，攥着半截被烧黑的课本就找到了地下党组织。 没人教他怎么搞情报，他就凭着对冀东各村各庄的熟悉，装成货郎走街串巷，把日军的布防消息藏在货担底层的夹层里，一次次躲过搜查。 后来组织信任他，把联络部长的活儿交给他，手里的名单记在脑子里，也抄在油纸布上缝进了鞋底——那不是纸，是几百号同志的命，他睡觉都要把脚贴在墙根，怕夜里翻身露了破绽。 他这次栽跟头，是栽在一个叫王三的叛徒手里。王三以前跟着他跑过腿，后来被日军抓了一次，没挨过两鞭子就全招了。 那天任远要去唐山跟交通员接头，刚走到西关的杂货铺门口，王三就带着特务围了上来。他下意识摸腰间的短枪，可特务早有准备，上来就按住他的胳膊，搜遍全身没找到名单，就把他押进了宪兵队监狱。 进狱的第一晚，他听见隔壁牢房传来惨叫声，是另一个地下党被灌了辣椒水，那声音钻耳朵，他攥着拳头想，要是明天轮到自己，肯定熬不住，一旦把名单说出去，唐山、丰润、玉田的地下站就得全完，那些跟他一起送过情报、藏过伤员的同志，就得跟小柱子一样没活路。 同监室的狱友姓张，是之前在北平搞学生运动时被捕的，两人没敢立刻相认，直到夜里看守的脚步声远了，老张才用手指敲了敲墙，比了个“自己人”的手势。任远凑过去，声音压得快听不见：“我手里有名单，敌人明天肯定要动刑，我怕我扛不住……你找根绳子，勒死我。” 老张愣了，半天没动，任远急得眼眶发红，抓住他的手腕：“你别犹豫！我要是招了，不是我一个人死，是几百号人跟着陪葬，你下手，是救大家！”老张抹了把脸，从床板缝里摸出根搓好的麻绳——那是他之前想用来越狱的，现在却要用来勒自己同志的脖子。 绳子刚缠上任远的脖子，老张就闭着眼拽紧了。任远憋得满脸通红，手脚乱蹬，想尽快断气，可偏偏脚腕子勾到了床底下的尿罐，“哐当”一声，陶罐摔得粉碎，尿水顺着砖缝流到走廊里。 看守拿着手电冲进来，光柱照在任远脸上，他赶紧顺着劲儿瘫在地上，装作晕过去。老张在旁边搭话：“他下午就没吃一口饭，刚才突然就倒了，是不是病了？” 看守踢了踢尿罐碎片，骂了句脏话，没多怀疑，转身走了。关上门的瞬间，任远睁开眼，对着老张摇了摇头，意思是“没成，还得熬”。 第二天一早，敌人真的动了刑。先是鞭子抽，粗麻绳蘸着盐水，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任远咬着牙没哼一声；后来又上老虎凳，往腿底下垫砖头，垫到第三块时，他听见自己膝盖骨“咯吱”响，冷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敌人拿着名单的空壳子问他“这里面的人都在哪”，他吐了口血沫在敌人脸上，只骂“叛徒王三不得好死”。 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换了软的，把他带到一间摆着白面馒头和红烧肉的屋子，说只要他把名单上的名字说全，就能当“维持会”的文书，不用再受刑。任远拿起筷子，把肉拨到地上，踩了一脚：“我是中国人，不当你们的狗汉奸！” 组织上很快就知道了任远被捕的消息，专门从军区调了人成立营救小组，还通过监狱里的内线——一个姓刘的老狱卒，给任远送了封信。 信藏在一块窝头里，任远掰开窝头，看见里面用毛笔写着“三天后夜里营救，坚持住”，他把纸条嚼碎咽进肚子里，心里有了底。 接下来的两天，他故意跟敌人“周旋”，说“名单藏在唐山北郊的破庙里”，还画了个假地图，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城外。敌人信了，派了一半的人手去破庙搜查，监狱里的守卫就松了不少。 营救那天夜里下着小雨，天黑得像泼了墨。营救小组摸进监狱，先用迷药放倒了门口的看守，然后顺着走廊往里摸，老张听见暗号，赶紧帮任远解开脚上的镣铐。 任远的腿因为受刑肿得厉害，站都站不稳，小组里的同志背着他往外跑。快到监狱大门时，后面传来枪声，任远趴在同志背上，还不忘喊：“别管我！先把假地图的事儿传出去，别让敌人再去破庙，免得误伤了附近的老乡！” 后来任远伤好后又回了冀东，只是腿上落了病根，阴雨天就疼得直咧嘴。有人问他当初求着被勒死的时候怕不怕，他摸着腿上的疤笑了笑：“怕啊，怎么不怕？可一想起小柱子，想起名单上那些同志的脸，就觉得疼不算啥，死也不算啥。要是我松了口，那些人就都没了，我没脸见他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