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没有贪官？不是没有，是因为美国从制度上消灭了贪官，就连贪污都是合法的。 在美国，很少听说哪个大官因为收了几箱子现金就倒了。但腐败并没有消失。 选举就是最热闹的交易市场。比如2024年这次大选，里外里预计要花掉160亿美元。这钱大头都来自少数公司和有钱人。他们掏钱不是为了理想，而是看中了回报的投资。 投资见效很快。2023年，辉瑞制药花了大概1500万美元在政治上活动，没过多久，国会里那些压制药价的提案就没人提了。 辉瑞因此多赚了几十亿美元。同年，高盛花了800万美元，后来监管机构对它的一些违规操作也就没再深究。 除了选举时砸钱，华盛顿的K街常年都有一群专业的游说公司。 2023年，整个行业花掉了超过45亿美元。做这些生意的人，很多都是前政府高官和退休议员。他们带着人脉和对规则的了解，专门给大企业客户办事。 谷歌在2023年就投了3100万美元。亚马逊为了躲开反垄断调查，甚至让游说公司出面组织“行业会议”，安排公司高管和关键的监管官员私下见面。 这些巨额的游说开销，企业还能算作运营成本抵税，等于政府变相补贴。 事情办成后，一套“旋转门”机制确保这些关系能长久维持。政府高官辞职后，只要等上一两年的“冷静期”，就能光明正大地去自己以前管的公司当高管，拿着几百上千万美元的年薪。 奥巴马时期的卫生部长西贝利厄斯，离任后很快就进了信诺保险的董事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詹斯勒，在高盛干了17年，他在任时推的金融政策，都巧妙地绕开了老东家的核心业务。 那位曾对亚马逊轻轻放过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西蒙斯，后来也去了亚马逊的董事会。 这群前官员们带着内部信息、政策影响力和人脉关系，在商界把权力又变现了一次。 这么大的利益交换，普通人为什么感觉不到？因为有一套话术在包装它。 出大钱的不叫“行贿者”，叫“金主”。在政商两界牵线搭桥的，叫“说客”。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被说成是“政策咨询”或者“政府关系”。 被资本影响的主流媒体，又把这套话术传播出去。2023年，美国主流媒体对“金钱政治”这类话题的深度报道，占比不到3%。 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不会去挖他们大股东石油产业的麻烦。迪士尼旗下的平台，也基本不碰硅谷科技巨头的垄断问题。 媒体更擅长转移注意力。前纽约州州长科莫因为性骚扰丑闻下台，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的个人品德。可他在任期间可能涉及的、金额大得多的利益输送，却几乎没人去追究。 这种系统性的腐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合法”，看起来也正常。它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整个社会公平的根基。当政策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看谁投的钱多，普通人的声音自然就被盖过去了。 医疗费为什么那么高？华尔街捅的篓子为什么总要全民买单？科技巨头的垄断为什么没人管得了？答案就在这套运行规则里。 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到2010年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当时，“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确认了公司和工会拥有独立的政治表达权，这基本就把钱等同于了言论自由，大大放开了对企业政治捐款的限制。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法律上看起来很清廉的系统，在现实里却制造了最大的不公平。 它悄悄吸走社会的活力，让阶层越来越固化。当大多数人还在为生活奔波时，一小撮精英已经通过这套规则，把权力、财富和未来都锁在了自己手里。 这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贪污了，而更像一种结构性的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