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议员被以色列拒绝入境，孙玉良：以“公共安全为名”遭质疑】
当你以为自己踏上故土，是归属感与熟悉的景象在迎接你时，现实可能让你错愕。最近，英国议员、医生、犹太人彼得·普林斯利以为可以自由进入以色列，去实地考察约旦河西岸的医疗状况，了解那片土地上普通人的生活，理解加沙地区日益严峻的人道主义困境。然而，以色列海关在边境冷冷地拒绝了他，理由是“公共安全和秩序考量”，却没有更多解释。67岁的彼得·普林斯利质疑：一名曾经的耳鼻喉科医生，究竟能对这个国家构成什么威胁？
边境口岸的无人地带，枯竭的约旦河涓涓细流，成为彼得·普林斯利此行唯一的“风景”。身边只有一小袋坚果，咀嚼间的寂静让人心生感慨。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并非孤立事件。今年四月，彼得·普林斯利的两位同事就曾经历同样的拒入境，显示出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系统性倾向——自我孤立，封闭透明通道的倾向。
彼得·普林斯利曾多次访问以色列，带着理想与希望，满怀憧憬地看待它的包容、多元与开放。如今，以色列与那个1948年建国的“理想国”几乎成了两个世界。包容与开放被安全考虑、行政权力所取代，曾经引以为傲的民主框架，正在逐步收缩。
彼得·普林斯利此行的初衷简单而纯粹：与当地医护人员、患者、慈善机构交流，了解冲突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加沙每天的画面透过电视屏幕，带来毁灭性的现实——医院的不足、医疗物资紧缺、战火下的孩子和家庭。作为英国议员，实地了解情况，是他的职责所在，是对政治决策最基本的尊重。然而，他连最基础的踏入土地、看见现实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这些事件暴露的不只是行政手段，更是一个国家治理路径的转向：自我封闭，限制国际观察和透明度，拒绝外部视角。这与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对话、协作和信息公开形成鲜明对比。禁止记者和外交官进入加沙，禁止议员访问西岸，这些举措让本应促进理解与交流的渠道断裂。
作为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成员，彼得·普林斯利理解并尊重民族身份，但身份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法治和开放精神。在这片历史厚重的土地上，身份与现实的冲突，成了一种讽刺。那些曾经秉持包容、多元和民主的原则，如今在政策与实践中被安全与权力逻辑替代，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国家隔离于外界监督之外。
彼得·普林斯利称，他的心中仍怀敬意，对于那些深入加沙、在恶劣环境中为平民提供医疗援助的医护人员。他们不计生死，不惧危险，是人性光辉的体现。而他自己却被阻隔在边境，无法向他们传达敬意，也无法将所见所闻带回议会，为和平与救援提供第一手资料。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深得令人窒息。
更深一层，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复杂交织。以色列政府通过“公共安全”拒绝入境，不只是控制外部观察，更是向内部释放一种信号：对任何可能质疑或监督的力量保持警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外部观察者的存在被视为潜在威胁，而非桥梁。
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依旧沉默，枯竭的河水象征着现实的严酷，也映射出信息流通的枯竭。透明与对话被阻断，观察与监督被限制，人道主义关切难以直接传递。作为议员，彼得·普林斯利无法替代这些被封锁的通道，但彼得·普林斯利说，他可以记录、叙述、发声，让世界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道被人为加高的屏障。腐朽不是一夜之间形成，而是在制度、政策、心态的长期积累中显现。当国家拒绝外部监督，封锁议员和记者，它将自身推向孤立，形成一条通向内向的道路。
加沙的困境、约旦河西岸的现实，以及彼得·普林斯利被拒绝入境的经历，共同勾勒出一个国家在现代治理、外交政策和民族身份之间摇摆的画面。这里有理想与现实的断裂，有包容与权力的碰撞，也有透明与封闭的张力。作为外部观察者，彼得·普林斯利无法改变现状，但可以见证、叙述、警醒——让世界听见那些被阻隔的声音，让理想不被遗忘，让和平的可能仍在远方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