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4日晚上，顾维钧临睡前像往常一样进浴室洗澡，边洗边与浴室外的严幼韵说第二天打麻将请哪些客人来。说着说着，浴室里就没了动静，严幼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便走进了浴室，只见顾维钧静静地蜷缩在浴垫上，就像熟睡了一样。 1985年的纽约，十一月的夜里风很凉。东74街的一间公寓里，水声忽然停了。那会儿顾维钧在浴室里洗澡，还在和门外的严幼韵说着第二天麻将要请谁来。她在屋子里应和几句，没多在意。过了一会儿，没听到动静，喊了一声“老顾”，没有回应。进去一看，他安静地躺在浴垫上，像是睡着了。九十七岁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个夜里停下了。 往前翻，他的一生几乎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外交绑在了一起。1888年，他生在嘉定，一个出过不少读书人的地方。家里本是官宦，后来转去经商，父亲成了交通银行的首任行长。顾维钧小时候过得算殷实，但父亲清楚，科举这条老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于是让他进了圣约翰书院，学英文，接受西式教育。 1904年，他去了美国。那会儿才十六岁，英语虽好，但还不够，他先在库克学院学了一年语言，再进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国际法和外交。1912年拿到博士学位，论文里提到过一件事：少年时他亲眼见到一个英国人鞭打中国车夫，只是为了赶去看比赛。这种羞辱他记了一辈子。后来常说，不平等条约和租界是中国人心头的伤疤。 回国以后，他被唐绍仪推荐，进入袁世凯的幕府，当英文秘书。那一年，他二十四岁。三年后就成了驻墨西哥公使，很快又调到美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出现在各国的外交场合，这在当时的中国很罕见。 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巴黎和会。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山东问题成了焦点。顾维钧据理力争，希望把权益直接收回中国。面对列强和日本的阻挠，他态度坚决，最后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虽然没能改变结果，但中国代表第一次当众说“不”，那一幕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之后二十年代，他推动过修约。和苏联签下《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平等基础上和外国立约。跟比利时谈不拢，他干脆宣布废除旧条约。那时候，中国在外交场合还没什么分量，但他的态度让外界看到了一点不同。 抗战爆发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援助中国。很多国家并没有实际行动，但他觉得声音必须发出来。等到1944年，联合国筹备会议，他提出的意见被写进宪章。1945年旧金山，他代表中国签字，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之一。 他的感情经历也常被人提起。第一次婚姻是父母安排的，没有感情，很快就散了。第二任唐宝玥是唐绍仪的女儿，聪慧大方，对他的事业有帮助，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但病逝得早。第三任黄蕙兰，南洋富商的女儿，财力雄厚，支持了他几十年，可两人性格差异大，长年聚少离多，最后分开。1959年，他在海牙迎娶了严幼韵。 严幼韵的身份不简单，天津富商之女，复旦大学毕业，年轻时是校园里出名的校花。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外交官，在菲律宾被日军杀害。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度日，后来进入联合国工作。她和顾维钧的结合一开始不被外界看好，一个七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可这段婚姻维系了二十多年，她把他照料得极好。顾家的孩子们都说，没有她，父亲活不了那么久。顾维钧自己也说过：“她是我晚年的依靠。” 晚年的生活节奏慢下来。他住在纽约公寓，每天清晨喝一杯热柠檬水，早餐要细嚼慢咽到近午，常配咖啡、玉米片、水果。午后和哥大的学者做口述历史，记录自己的经历。这一做就是十八年，稿子有上万页，成为研究民国外交的重要资料。傍晚他会去中央公园散步，喜欢倒着走，身边的老人们也学，叫作“顾氏行走”。他还爱画画，尤其梅兰竹菊，甚至凭记忆画过嘉定老城的地图。麻将是另一个爱好，每周都要有人来打牌，他常常输，可很高兴。 1985年，他走得安静，没有太多痛苦。追悼会上，海峡两岸罕见地给出一致的高评价，国外媒体也写下长篇讣告。对学者来说，他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对家人来说，他是爱麻将、爱散步的老人。 严幼韵把他的遗物捐给嘉定博物馆，在哥大设立奖学金。自己继续住在那套公寓里，一直到2017年去世，享年一百一十二岁。邻居们说，最后几年，她常常坐在窗边发呆，有时自言自语地说：“老顾今天喝粥了吗？” 屋子里的墙上，一直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年轻的顾维钧，穿大礼服站在国会前，神情坚毅。另一张是晚年的合影，他和严幼韵在中央公园散步，她挽着他的胳膊，他笑得安安静静。房间很静，光线照在相框上，那画面像被定格住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