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冬天，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5年的冬天，贵州遵义的气氛冷得像冰。红军的处境比天气还糟，湘江边上的一场惨败，让八万多人的队伍锐减到不足三万，而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正像一张大网，越收越紧。生死存亡，就悬在这口气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一场足以决定未来命运的会议悄然召开。当有人提议，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毛泽东时，会议室里响起了反对的声音。 反对声中，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直接的，正是来自凯丰。他不是跟谁有仇，而是打心底里觉得，这么大的变动太仓促，怕部队乱了阵脚。在他看来，坚持既有的路线才是稳妥之举，这是一种源于思想惯性的担忧。 另一个反对者，是当时的总负责人博古。而他表现出的态度，就显得微妙不少。会议一开始，他就主动承认指挥上有失误，愿意背这个锅。可当听到要他交出指挥权时，他却迟疑了，只说：“要再考虑考虑。”” 这句“考虑”，背后藏着复杂的情绪。既有作为最高领导对这份天大责任的审慎，也难免有权力即将旁落时的迟疑。一个担心路线跑偏，一个掂量权责得失，这两种反对，构成了当时转向的最大阻力。 面对这种僵局，毛泽东没有回避。他直接接过博古的话：“赞成考虑，但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交出职务，而不是要不要交。” 这话一下就点到了要害，把议题从“是否要变”强行拉到了“如何去变”的轨道上，堵住了拖延的口子。 整个会议的气氛，紧张但实在。这不是一场剑拔弩张的权力斗争，更像是一次允许所有人讲真话的内部诊疗会。 周恩来坦率地承担了自己的军事责任，张闻天也尖锐地批评领导层脱离实际。大家心里都清楚，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党和红军活下去。 最终，那些存在的分歧，在直面问题、坦诚交流的讨论中渐渐被熔化。会议作出重要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构成的“三人团”。 此“三人团”被赋予全权，将全面承担军事指挥之重任，引领军事行动有序开展。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它标志着生搬硬套苏联模式的指挥方式走到了尽头，“实事求是”的种子，在这一刻真正破土而出。 战略的转变立竿见影。新的指挥核心不再死守硬拼，而是变得异常灵活机动。紧接着的四渡赤水和巧渡乌江，就像一部精彩的悬疑片，让濒临绝境的红军硬生生撕开了包围圈，重新掌握了主动。 无需过多言说，历史本身便已为这一切，留下了最具分量、最有力的注脚。博古和凯丰在会后并没有被边缘化，依旧留在中央工作。 这证明了遵义会议的焦点始终是路线的正确与否，而非个人恩怨。它像一座熔炉，淬炼掉了错误的思想，却保全了同志间的团结，为这支队伍找到了唯一正确的航向。 信源：遵义会议最瞧不起毛泽东的中央委员是谁？2014-10-01 15:10·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