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以后，中央同意李立三回国工作。但是，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名气太大了，不好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开始他的化名叫做“李敏然”。 李立三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尴尬。 有人喊他“天下第一英雄”，有人把他当成犯过大错的典型。 再后来，别人干脆用化名替代，叫他李敏然。名字多得像一层一层面具，贴上去撕下来，脸总是同一张，可谁也看不清里面的神色。 在安源，矿井口冒着烟，煤灰飘得满天都是。 他站在人群里，年轻，清瘦，声音却硬。他对工人们说：工字加一个人字，就是天。工人们先愣了，随后笑起来，笑声里夹着咳嗽和煤灰。有人当场喊他英雄，说他是“天下第一英雄”。 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被人这样称呼，眼睛里闪着光。 毛泽东也在场，刘少奇也在，他和他们一起，组织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 白天他是平民学校的教员，晚上就钻进工棚，和矿工肩并肩。灯油昏黄，黑板写着算术，墙上挂一张破旧的报纸。工人们看他，既亲近又信服。 1922年秋天，安源大罢工，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几千名矿工，扔下铁锹，堵住矿井，队伍里有人打着赤脚，有人拿着木棍。 李立三和刘少奇走在最前面，表情冷硬，心里却是刀尖上跳舞。 他们赢了，没流血，换来的是工人待遇的改善。这一仗之后，李立三的名字开始在上海、武汉传开。 工人俱乐部的黑板报写着“立三同志”，底下有人偷偷抄下来，夹进破布里。 他走得太快了。 1929年起，他批判右倾，批判托洛茨基，也批判陈独秀，气势逼人。 到1930年，瞿秋白退了下来，他成了中央的负责人。他写了《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字里行间都是急迫感。喊出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声音比任何时候都洪亮。 可实际情况是：一声令下，红军攻打南昌，南京暴动、武汉暴动，白区党员成片被捕。 地下组织一夜间全毁。 那一年夏天，中央会议上，他的背影落在灰色的墙上，显得格外长。 同志们批评他，他没争辩，只抬起头，说“是错了”，声音淡淡的，像风吹灭一盏灯。 他退了下来，没人再喊他“英雄”。 他去了莫斯科，名字被换掉，叫李明。 王明喜欢在会上指名批他，七年，几乎每次开会都把他叫起来。会场里烟雾缭绕，他站在角落，像个犯错的学生。别人低头写笔记，他低头也写，只是在纸边画上小小的符号，有时候是一横，有时候是一个看不懂的圈。 1938年，他被苏联内务部抓走，说他是日本特务。 监狱的铁门关上，墙壁潮湿，夜里有水滴声。 他被审问，被刑讯，身子瘦到像一根木棍。唯一的光，是李莎。 她是个苏联姑娘，嫁给他时还很年轻，为了找他，她跑遍了莫斯科的监狱。 六个月，每天拎着小包裹，走到铁门前，被赶走，再去下一个。她省下助学金，五十卢布，送进去。她后来回忆说：“我能听见他在里面咳嗽。” 他熬了六百多天，写了上百页驳斥书，逐条反驳指控，他写信给斯大林，字迹急促。 最终，苏联军事法庭认定证据不足，把他放了出来。 放出来的那天，他走在街上，像个影子，人们叫他同志，他没答应，只是抬了抬头。 1946年，他终于回国，换上“李敏然”的名字。 十五年不在国内，他像是错过了一整个时代。他拼命补课，读毛泽东的文章，和陈云谈话。他急着追上来，好像怕一停下，就会再次被甩开。 东北的敌工部，他主持；新中国成立，他任劳动部长。他每天清晨就出门，晚上回来时灯火昏暗。 他跑工厂，看工人安全帽是否合格，亲自翻文件，提出《学会管理企业》。 人民日报刊发后，中央很重视，企业管理的热潮席卷全国。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这些名字一个个冒出来，他都曾经关注。 可命运又一次转弯，1951年底，他被定“工团主义”。 全总党组会议上，批声一浪接一浪，陈伯达点名，说他代表落后工人。 他没吭声，只是收拾桌上的文件，走出会场。 劳动部长的位子也不再属于他，他仍旧写建议，写调研，像把心血一页页折进去，却少有人回应。 文来了，他已是老人。 他写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笔锋凌厉。 1967年夏，他病得厉害，高血压、头晕、麻木。 他写信请求中央，想查清指控，还想请几天假去医院，信石沉大海。 六月二十二日，他吞下大量安眠药。 临走前，他留下一封信，写到一半，字迹凌乱，最后一句是：“我和家人绝没有里通外国。”那封信被塞在床单里。 第二天，火葬场里挂着“服毒者李明”的牌子，没有亲人，没有骨灰。 直到1980年，中山纪念堂才为他开追悼会。 那天，台上没有骨灰盒，只有一副眼镜黑，框，镜腿有道细小裂痕，玻璃擦得发亮。 会场静极了，风吹着窗帘，像有人轻轻叹息，人们看着那副眼镜，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