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胡风准备去医院前，由于受凉，还没来得及下床，就说 “不好了……”，一阵恶臭从他身下发出，妻子梅志立马就明白了，她连忙给他擦洗，换衣服，换床单，然后又提着那些脏东西去水坑洗干净。 1933 年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如火如荼，年轻的梅志已是左联的一员，她出身寒微，自幼自立，靠抄写文件、缝补衣物撑起学业，也撑起骨子里那份不服输的倔强，那一年，她在编辑油印刊物时遇见了胡风，一个刚被日本政府驱逐回来的文学青年，胡风彼时已在左联声名日隆，担任宣传部长，主编《七月》《希望》等刊物，以犀利的文笔批评文坛风气，强调文学应植根于真实情感，他的文字中有热度，有锋芒，也有一种不肯妥协的倔强，正如梅志所拥有的那种逆境中的从容。 两人一起校对稿件到深夜，梅志总把胡风潦草的手稿一笔一画抄整齐，胡风则会帮她修改那些略显生涩的评论。他欣赏她的坚韧，她敬佩他的文骨，没多久就结了婚。那时候的日子不富裕，家里只有一张旧书桌，却堆满了待编的稿子和他们写的信，连吃饭时都得把碗搁在稿纸上。 可好日子没几年，胡风因为文学主张不被认可，渐渐成了 “批判对象”。他被带走审查时，梅志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攥着他没写完的文稿说 “我等你回来，稿子我替你收着”。那些年，她一边被下放劳动，一边偷偷藏起胡风的手稿和信件，哪怕被人搜家，也把最珍贵的几篇缝在棉袄夹层里。 等胡风回来时，已经半身不遂，说话都含糊不清，当年锋芒毕露的文人，成了需要人喂饭擦身的病人。梅志没抱怨过一句，每天除了照料他的起居，还会念他当年写的文章给他听。有时候胡风听着听着就哭了，梅志就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字没白写，有人记得”。 现在琢磨他们的故事，最让人动容的不是年轻时的志同道合，是落难后的不离不弃。胡风的 “不肯妥协” 在特殊年代吃了大亏，可这份坚持恰恰是文人最珍贵的骨气；梅志的 “倔强” 也不是硬撑，是对丈夫和文学理想的双重守护。但反过来想，要是那个年代能多包容些不同的文学声音，胡风未必会落得这般境地 —— 真正的文艺繁荣，从来不是只听一种声音，而是能容得下锋芒，也护得住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