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张树义连杀7个日军，此刻的他，已经精疲力尽，谁知这时，一名身材高大的日军发现了他，还挥舞着刺刀朝他杀了过来！ 张树义，河北灵寿县山门口村人。这地名儿，听着就朴实。他就是个苦孩子，爹妈走得早，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事。那时候的人，活着就得拼，跟天斗，跟地斗。他也就养成了一股不服输的牛劲。 好不容易，日子有点盼头了，娶了媳-妇，媳妇肚子里还怀了娃。他觉得，这辈子总算能活出个人样了。可他出门打个猎的工夫，天，就塌了。 等他兴冲冲地拎着野味回家，推开门的瞬间，整个人都钉在了原地。媳妇惨死在床，怀着孕的肚子被剖开，血流了一地。 他疯了似的跑遍全村，整个村子，一片死寂。邻居家四岁的丫头，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躺在地上。 这事儿搁今天，咱们能在网上看到无数的谴责和义愤填膺。可在当年，张树义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老猎户咽气前告诉他：“是鬼子干的……报仇！” “报仇”这两个字，从那天起，就不是口号了，成了他喘气的家伙。他没啥高大上的想法，就是一笔账，一笔血债。 所以，当八路军的队伍开进灵寿县，他瞅着这支队伍跟以前见过的兵痞不一样，说话办事有规矩，立马就报名参了军。1937年秋天，他成了八路军的一名机枪手。 不是为了什么主义，就是为了能堂堂正正地，把那笔血债讨回来。 战场是个能把人所有情绪都放大的地方。怕死？他当然也怕。但他更怕夜里一闭眼，就看到媳妇和没出世的娃。那种痛，比子弹钻进肉里还难受。所以，他打起仗来，特别“疯”。 因为心里那股仇恨的火没灭，手里的枪就永远是热的。 到了1939年春，房子山。这时的张树义，已经是机枪排排长了。 战斗打响前，他一个人摸黑去侦察，迎头就撞上三个鬼子的前哨。换一般人可能就想着怎么溜了，他倒好，跟野猫见了耗子似的，不声不响地摸上去，三下五除二全解决了，还顺手扛回来两杆“三八大盖”。 这就是他的风格，简单，直接，高效。 可真正的硬仗，是整个排被围起来之后。机枪子弹打光了，那就上刺刀。那会儿的白刃战，没电影里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招式，就是你死我活。胳膊抡不动了，就用身体撞；刺刀卷刃了，就抢鬼子的。 他一个人，活生生拼倒了7个。自己身上也全是口子，背上还挨了一刀。他靠着一面土墙，感觉肺都要炸了，血腥味呛得他直恶心。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高大的、狞笑着的日本兵出现了。 这几乎是必死的局。张树义当时连站都快站不稳了。 但他求生的本能，让他做了一个小动作。他背靠着的那面墙，是泥土夯的，被雨水泡得有点松软。他脑子里“嗡”的一下，一个念头闪过。 他故意装作体力不支，身子一软，好像马上就要倒下。那个日本兵一看，更得意了，嗷地一嗓子，卯足了劲儿，一记突刺，直奔张树义胸口。 说时迟那时快，张树义猛地一侧身！ “噗嗤”一声，那把锋利的刺刀，整个儿扎进了松软的土墙里！ 日本人当时就懵了，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外拔，可那湿泥巴，跟长了手似的，死死地吸住了他的刺刀。 就这零点几秒的空当。张树义反手一刀，干脆利落。 这是第八个。 这场仗打下来，整个机枪排，就剩他一个活口。战后，他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 1940年，龙泉关战役。一颗炮弹下来，再醒来时，他的两条腿没了。战友把他从土里刨出来的时候，他看着自己只剩骨头连着皮肉的小腿，说的第一句话是：“杀鬼子的劲儿还没散呢。” 这话听着，让人心酸。一个在战场上如此生猛的汉子，成了一个离不开拐杖的残疾人。搁现在，这可能意味着一辈子都需要别人照顾。 可张树义不。他拄着拐，回了老家。 有人觉得，他废了。但他偏不认这个理。他跟乡亲们说：“腿没了，手还在！小鬼子没弄死我，这点困难算个啥？” 他拖着半截身子，带着乡亲们干了一件大事——把村里2000多亩旱地，改造成了能种水稻的水田。 在那个连年遭灾、粮食就是命的年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全村人的活路。 从“战斗英雄”到“劳动英雄”，张树裔觉得后一个名头更实在。他说：“只要我没死，我这半截人永远是党和人民的！” 这话现在听起来有点“官方”，但你结合他的人生去看，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实在了。他不是在喊口号，他就是这么活的。战争夺走了他的家庭，也夺走了他的双腿，但他没有被仇恨和残疾吞噬。他把那股子不服输的牛劲，从战场上，带到了田埂上。 1983年，张树义老人病逝，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