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明明是8月15日，为什么纪念日却定在9月3日？背后大有深意。根据记载，日

日本投降明明是8月15日，为什么纪念日却定在9月3日？背后大有深意。根据记载，日本投降的时间明明是8月15日，但是中国却把这个值得载入史册的纪念日定在了9月3日，这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945年9月3日，在南京黄浦路中央军校大礼堂内，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摘下佩刀，在投降书上签下名字。 这一刻，中国战场上百万日军正式放下武器。 这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真正的胜利日，而非一个月前天皇那语焉不详的“终战诏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 消息传到中国，重庆防空洞外的人群愣了几秒，随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哭喊。 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楼顶的喇叭下，市民把帽子扔向天空。 所有人都以为，战争在这一刻结束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你细听那份诏书，就会发现通篇未见“投降”二字，只有隐晦的“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 不仅外国记者听得一头雾水，就连日本民众也不理解他们的天皇究竟说了个啥？ 诏书播出后，日本国内局势依然动荡，不少军官冲到广播大楼试图抢夺录音带。 在中国东北，苏联红军仍在与负隅顽抗的关东军交火。 在东南亚丛林深处，许多日军据点因通讯中断，根本不知道投降消息，仍在执行“玉碎”作战命令。 然而，真正的投降程序才刚刚开始。 8月19日，马尼拉机场，日本代表团走下飞机时，主动交出了佩刀。 这个象征性的动作被国际记者镜头捕捉，成为日本真正认输的第一个信号。 谈判桌上，麦克阿瑟的参谋长严肃强调：“必须无条件投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8月27日，东京湾300多艘盟军舰艇铺满海面。 站在湾岸的日本民众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战败的现实，一些老人跪在沙滩上痛哭，年轻人则沉默地望着这片陌生的舰队。 9月2日，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甲板被擦得锃亮。 重光葵外相拖着义肢艰难登舰，梅津美治郎参谋长紧随其后。 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身着笔挺军装，在投降书上郑重签下名字。 这个瞬间被各国记者永久定格。 但这是日本向所有盟国的投降，对中国而言，胜利还需要最后一道程序。 9月3日，南京黄浦路中央军校大礼堂，历史在这里完成最后的定格。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将佩刀放在受降桌左边，摘下白手套，在编号“军令陆甲第一号”的投降书上签下名字。 这份文件抬头明确写着“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书”。 正文首句便是：“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出，举国欢腾。 国民政府通电全国：“自九月三日起，全国悬旗庆祝三日。” 重庆、昆明、西安、兰州等地的街头搭起松柏牌坊，牌坊上扎着“V”字霓虹灯。 成都春熙路有家川菜馆，甚至把菜单改成“胜利全席”，回锅肉叫“凯旋肉”，鱼香肉丝叫“和平肉丝”。 狂欢的人群中，一位从腾冲回来的远征军少尉坐在路边台阶上，喝完军用水壶里最后一口酒，对记者说出了被《大公报》引用的话。 “我等这一天，从怒江等到了扬子江。”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曾于1949年将纪念日定在8月15日，因这天在民众记忆中印象最深。 但1951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通告：“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政府于南京签字投降后，我国战区始告解放，兹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短短百余字，将人民的记忆拉回了真正的历史节点。 选择9月3日还有更深层的考量。 1951年朝鲜战争正酣，新中国需要一个能团结全民、又不被美苏抢去风头的纪念日。 9月3日恰好处在二战与冷战的缝隙间，既承认盟军共同胜利，又强调中国战区的独立地位。 正如周恩来在审定通告时所说：“我们纪念的是全民族的胜利，不是任何外国的胜利日。” 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确立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消息公布当晚，北京卢沟桥边的抗战雕塑园内，一位拄拐杖的老兵摸着“血肉长城”浮雕对志愿者说：“以后孩子们问哪天是胜利日，我就告诉他们，是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字那天。” 如今，我们在9月3日拉响防空警报，在手机上刷“胜利日”话题，是在完成一场跨越八十年的接力。 8月15日的广播、9月2日的战舰、9月3日的南京，这三个日子如同三块拼图，少任何一块，胜利都不完整。 而中国人最终选择9月3日，不仅因为法律程序在此画上句号，更因为这一天，胜利不再是模糊的“终战”概念，而是白纸黑字地写在了中国大地上。 这片土地上，有腾冲焦土里未凉的骨头，有重庆防空洞里未干的眼泪，有南京城墙上未褪的血迹。 正如徐永昌将军在日记中所写：“签字只是一瞬，但回家的人，要走很久。” 9月3日，就是所有走了十四年的人，终于到家的日子。 主要信源：（中共产党新闻网——陈明显：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具有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