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次大会上，杨显东大胆发言，直指陈永贵的问题，他表示：“我认为全国推广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不仅让农业走上了歧途，还让农民陷入贫困的深渊，”随后，他尖锐地批评道：“陈永贵已经成为副总理，却至今不肯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杨显东这个人，出生在1902年的湖北仙桃一个穷苦农民家。从小就知道种地有多苦，家里勉强糊口。他靠着自学，考上了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专攻棉花和蚕桑。毕业后没去城里混日子，而是回湖北武昌棉业试验场当技士，和农民一起研究抗病棉种。几年下来，他当上代理场长，推广新品种，让当地棉花产量翻倍，大家都叫他棉花博士。 1934年，省里资助他去美国康乃尔大学读博士，1937年拿学位后，他没留在国外享福，而是回国投身农村合作事业，在湖北襄阳和谷城办培训班，教农民集体种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当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不久调到北京，任农业部副部长，主抓全国棉花生产。这职位他干了40年，总爱下乡调研，帮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棉花产业科学化。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过中国科协副主席和中国农学会会长，一辈子就钻研农业，让农民日子好过点。 杨显东的贡献不光在棉花上，他对整个农业政策有独到见解。早年在美国学农学，让他明白科学种地的重要性。回国后，他参与革命，支持农村合作运动。农业部工作期间，他组织中外专家考察安阳等地，改良棉花品种，提高产量和质量。他还领导灭蝗行动，亲自指挥，确保灾区覆盖到位。这些事让他积累了大量实地数据，对全国农业了如指掌。晚年他没闲着，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强调要听农民意见。他的笔记和论文后来整理出版，成了宝贵资料。杨显东不是光说不练的人，他用行动证明，农业得靠科学，不是空喊口号。 1979年2月底到3月初，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开。会上谈到农业学大寨，杨显东坐不住了。他手头有厚厚一摞调研笔记，都是这些年跑了十几个省攒下的数据。他发言说：“我认为全国推广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不仅让农业走上了歧途，还让农民陷入贫困的深渊。”这话有依据，他去过大寨，看见高产田是靠人力硬堆出来的，毁林开荒，费劲巴拉，但粮食没多打，水土流失倒严重了。在山西其他地方，他见农民在风沙里干活，地裂开，作物枯黄。南方一些县学大寨修梯田，雨季一到，山坡塌方，庄稼全毁，农民日子更苦。这些问题不是小事，是模式本身有缺陷。 杨显东接着批评：“陈永贵已经成为副总理，却至今不肯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陈永贵是大寨带头人，当上高官后还护着这模式，不愿面对现实。学大寨强调修梯田、填沟造田、大搞人力投入，60年代初在大寨短期见效，被树成典型。但杨显东用数据分析，三点问题突出：第一，太费人力，其他地方没那么多人，硬学就是瞎折腾。第二，破坏生态，砍树改地，短期产量上点，长期土壤退化，产量反掉。第三，不接地气，中国地形差异大，山西那套在南方不灵，强推害事。他发言不是个人攻击，而是为农业着想，要回归科学。 杨显东的话说完，会场闹腾起来。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对，还有来自大寨的委员跳脚，说这是攻击。农业部有人找他谈话，说发言没批，让他自己担责。他回说，我讲的是事实和数据。没几天，他组织800多名代表去大寨参观，指出现场问题，让大家亲眼看土壤贫瘠的原因。这事没白做，捅破了窗户纸，推动大家反思学大寨的弊端。 会后，杨显东的观点扩散开。1979年底，农业经济学会开会，60多人聊大寨问题，杨显东又摆出数据，分析模式危害。大家讨论热烈，认可科学农业的重要性。1980年，山西省委开会，承认大寨模式违背自然规律，强推害了农业。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批判过去错误，推动政策调整。同年，政协会议上，好几个委员支持杨显东，喊农业得讲科学化。学大寨的影响渐渐弱了。 1981年，国务院开会定了调，农业要讲科学、讲效益，大寨模式彻底退出舞台。这变化来之不易，杨显东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他80多岁了，还没退休，经常下乡教农民种新棉种，检查设备，和技术员聊农民经验。他一辈子就干这事，让农业走正道，农民少遭罪。1998年，杨显东96岁，在家安静去世。他的笔记和论文出版了，成了中国农业史上的宝贝。大家说，他用科学和胆量，帮农业避开弯路，惠及农民，这话实打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