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徐向前元帅去世，临终提出3条要求，中央回复：无法全部答应 1990年9月20日深夜，北京301医院的走廊灯光昏黄，监护仪持续发出规律的滴答声。89岁的徐向前在弥留之际把儿子徐小岩叫到床前，语气微弱却清晰：“我有三件事，非办不可：一，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二，不进八宝山，也不进烈士陵园；三，把骨灰撒回曾战斗过的山川。”交代完，他又重复了一句，“听党的话，别让个人问题添麻烦。”几个小时后，这位戎马一生的元帅停止了呼吸。 9月21日上午，徐小岩把父亲的三条遗愿原原本本呈报中央。会议室里瞬间沉默，随后有关部门衡量了多重因素——国家礼制、群众情感、干部丧葬条例——得出的结论是：“第三条可以照办，前两条难以完全满足。”回复简短却郑重：“无法全部答应。”徐家的老朋友后来回忆，当时徐小岩只是点头，没有再说一个字。 为什么中央无法全部答应？原因并不复杂。徐向前是共和国元帅，是山河重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旗帜。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名字与太行、大别的硝烟同在。若完全照他低调处理，社会各界难以接受。经过研究，中央决定把正式追悼会改为小规模送别会，不悬挂巨幅挽联，不组织排场，只邀请亲属和老战友。至于骨灰，遵照徐帅心愿，分三批撒向太行山、大巴山和大别山。 时间拨回到1924年。那一年，他怀揣七块大洋车旅费，从湖北嘉鱼坐船北上，赶考刚刚成立不久的黄埔军校。体检时，一位教官把这位清瘦青年拉到一旁，半开玩笑地说：“你这副身板像刚戒过大烟。”徐向前只是笑了笑，“瘦并不妨碍我打仗”。两年后，他已能在课堂演示班排战术，手持粉笔把板书写到尽头。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徐向前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辗转闽西、鄂豫皖、大巴山，几乎年年挂彩。最凶险的一次是1933年在川北，炮弹碎片擦着颈动脉而过。随行军医想给他缝合，他摆手：“包扎下就行，部队还等着突围。”外伤痊愈，头痛却从此相伴一生，与他共存57年。 1949年春，解放军横渡黄河，他顶着40℃高烧坐在担架上指挥太原战役。阎锡山的防线被撕裂那天，他瘫软在指挥所椅子里，盯着地图喃喃：“山西老百姓可以过安生日子了。”没过多久，两位姐姐千里迢迢来太原探望，见院里堆着国民党缴获的高背椅、紫檀柜，想挑些回乡改善生活。徐向前把姐姐们拉到一旁，语气不重却很硬：“这是公家物资，兄妹也不行。”姐姐们愣在当场，最后两手空空返回湖北。 建国后，他担任总参谋长，又主管军事科研。外界常把此岗位与高规格待遇划等号，可徐向前住的是旧砖瓦小院，仅有简易取暖炉。五十年代初，他率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行前北京阳光正暖，他穿的仍是单军装。没想到谈判持续四个月，莫斯科已入严冬。有人建议去百货商场配一件皮大衣，他摇头：“花国家钱置办私物？不合算。让信使回北京帮大家带件棉衣来。”同行的翻译后来感慨，元帅把“能省则省”实行到了骨子里。 这种严以律己同样落在子女身上。七十年代末，二女儿徐鲁溪在某研究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单位考虑她住房狭小，主动帮忙调整到16平方米的新房。消息传到老宅，徐向前马上让警卫把女儿叫来，“这调房是给专家还是给徐向前的闺女？”确认是统一安排，他才点点头，“别超标准”。说完继续低头翻文件，那晚他批改到凌晨一点。 如此俭朴的人，为何临终还要提出“不办追悼会、不进烈士陵园”的要求？有研究者认为，与其说是谦逊，不如说是心里有杆秤：烈士陵园土地有限，修建墓碑需要公共开支，而当时全国正在为国民经济第二次创业压缩费用，身为元帅，理应带头节俭。另一个原因则更私人——他在太行、大巴、大别三大根据地的战友，多数长眠无名山谷。撒骨灰于此，是对昔日袍泽的最后一次点名。 中央最终的决定也耐人寻味。既要尊重遗嘱，又要兼顾公共情感，在“节俭办丧”与“必要仪式”间找平衡，体现的是党内处理高级干部身后事的制度化思路。后来不少高级将领离世，都沿用了“简办、低规格、讲原则”的做法，徐向前的案例成为参照。 处理完丧事，组织给徐家发放抚恤金八千多元。徐夫人黄杰同子女商量后，把钱全部交给徐向前生前秘书郭春福，用于其患白血病的孩子治疗。外界听说后，称徐家“布衣元帅，布衣后人”，再贴切不过。 徐向前的一生可用两组数字概括：从1924到1990，66年戎马；从黄埔到太行，再到共和国北京城，行程超过三十万公里。这条路上，有坦克咆哮，有羊肠小道，也有灯泡昏暗的总参谋部办公室。归根结底，他在乎的是两件事：部队打得怎么样，国家花得值不值。过完89个年头，他留下一句“别给国家添麻烦”就安然离去，身后连一块像样的墓碑也没有，只剩骨灰随风，在三处大山的松涛里悄无声息地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