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元现在应该笑不出来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戴着电子脚镣熬了四个月，检方还是咬死不放。 当初台北地院裁定他限制住居、佩戴电子监控装置时，他对着镜头还嘴硬说 “不过是走个程序”，可眼下这程序没按他想的走，反倒是把他的侥幸一点点磨没了。 蔡正元当初接到裁定那阵，身边人还传他私下说 “撑过三个月就能缓过来”。他大概觉得，自己在政坛混了这么多年，就算沾了案子，凭着过去的人脉和所谓 “证据漏洞”，检方迟早会松口。 可事实恰恰相反，负责侦查的台北地检署没给他留半分情面，四个月里光是传讯就来了五回，每次都带着新整理的证据材料，问的全是他之前想绕开的细节。 那些他以为能蒙混过去的财务往来，现在全被检方扒得明明白白。他涉及的 “三中企业” 相关案件里，当初被他辩解成 “正常商业操作” 的资金流向，检方调出了银行流水、内部财务凭证，还找来了前公司职员当证人。 有次传讯结束，他走出地检署大门时，电子脚镣蹭到台阶发出声响，他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那表情比之前在政论节目上被人反驳时还难看。 蔡正元之前可不是这样的。早几年他在台面上多活跃，对着镜头骂骂咧咧，点评政事时唾沫横飞，仿佛什么事都在他掌控里。就算后来卷进案子，他还敢在社交平台发长文喊冤，说自己是 “被政治打压”。 可现在呢？他连出门买个东西都得提前报备，电子脚镣的定位范围就那么大，稍微越界手机就会收到提醒，身后还跟着司法部门的监控记录。 他的辩护律师不是没试过争取。上个月律师向法院申请解除电子监控，说 “四个月限制已足够，未发现他有串证或逃亡风险”。 可检方当场就拿出了新证据 —— 一份他和前同事的通话录音，里面隐约提到 “之前的账能不能再改改”。法官看了证据，直接驳回了申请，还提醒他 “配合侦查才是正道”。 蔡正元大概没算到，检方会这么死磕。他可能觉得，时间一长，案子热度降了，证据也就淡了。可台北地检署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负责他案子的检察官连周末都在加班整理材料。 有知情人士说，检方手里还握着几份没提交的财务审计报告，全是针对他当年在三中企业任职时的决策漏洞，每一份都能对应上 “涉嫌背信” 的指控点。 之前有人拍到他在小区楼下散步，戴着口罩，低着头，电子脚镣藏在裤脚里，可走路的姿势还是不自然。碰到邻居打招呼，他也只是点点头就赶紧走开，再也没了过去那种 “指点江山” 的派头。 有邻居说，之前他还会跟保安聊几句时政，现在连话都少了，有时候站在楼下打电话，语气里满是不耐烦，挂了电话还会叹口气。 他大概也后悔过。后悔当初在企业里动的那些心思，后悔没把账目做得更 “干净”，更后悔一开始没把检方的侦查当回事。 可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检方的侦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据说最快下个月就会提起公诉。到时候他要面对的，就不只是电子脚镣的限制，而是法庭上的对质和可能的刑责。 蔡正元现在是真笑不出来了。之前的嚣张和不服气，在四个月的监控和检方的强硬态度里，早就磨成了焦虑和无奈。 他可能还在盼着有转机，盼着有人能帮他 “解围”，可看看眼下的情况，检方咬得紧，证据链又扎实，这一次，他想再像过去那样 “混过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电子脚镣的提醒声，每响一次，都在告诉他：之前欠下的 “账”，迟早要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