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大千乘坐飞机前往宝岛定居，结果还没安稳几天，蒋校长便下令戒严，不能随意进出，张大千慌了神，又急忙前往香港定居，到了香港留在国内的四个儿子，便受命前来做思想工作。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的春天，张大千坐上飞机离开上海，他原本打算在台湾安定下来，可刚落脚没多久，当局就宣布实行戒严，进出受到限制，他立刻觉得局势不稳。 对于一个心思敏锐、习惯自由的人来说，这种束缚让他难以忍受，他心中一沉，几乎是匆忙间做出了新的决定，带着随身的人转往香港。 这一年成为他命运的分水岭，他的家庭和艺术生涯都因为这趟旅程走上了另一条路。 香港在当时是个繁华的港口城市，街道拥挤，商贾往来不断，张大千暂时栖身在这里，表面上过得安静，其实内心并不安宁，他知道大陆正在迎来新的时代，身边不少朋友劝他回去，可他始终摇摆不定。 就在这时，留在国内的四个儿子受托来到香港，他们肩负着劝说父亲回乡的任务，父子相见的场面没有热闹的团聚，反而带着沉重的气息，每个孩子带来的，不仅是家里的消息，也是社会巨变中的某种立场。 张大千坐在书桌前，手边是刚铺开的宣纸，墨香四散，他的大儿子讲述了成都老宅的近况，提起院子里的花木依旧生机勃勃。 另一个儿子递上了从家乡带来的物品，那是亲人们寄托思念的象征，还有孩子拿出了在敦煌临摹壁画的照片，背景中出现了新政权的身影。 这些细节都让张大千心绪翻涌，他想到自己曾经沉浸在敦煌的岁月，也想到那些留在内地的亲人，父子之间的交流远远超出了家常问候，更像是一场政治与文化的交锋。 他并非不念家园，只是心里始终担忧创作的自由，如果回去，或许要面对各种约束；如果留下，又要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他手中的画笔几次停顿，墨迹溅落在纸上，仿佛替他写下内心的挣扎。 那一刻，他明白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会有人受到伤害，他只能在心底做出抉择，把自己放在艺术的位置上，把家人的期待放在另一端。 最终，他拒绝了儿子们的劝说，这不仅是对家庭的抗拒，更是他对自己生命方式的坚守，对张大千来说，绘画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一旦受到限制，他整个人都无法生存。 他宁可漂泊在异乡，也不愿放弃手中的自由，很多人觉得他冷酷无情，把孩子们推开，可在他的眼里，这其实是对艺术的一种守护。 从香港出发，他又开始了新的漂泊，先到印度，在大吉岭研究石窟壁画；再到南美洲，在巴西买下大片土地，建造了名为八德园的园子，园子里有竹林，有水池，有飞鸟，他仿佛在异国重建了一个理想中的家。 每天清晨，他挥毫泼墨，下午则在园中散步，邻居孩子们好奇围观，他就让他们进来参观，那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与战乱中的焦虑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巴西的岁月，他举办过多次画展，声名远播到欧美，后来又去了美国，在加州建起环荜庵，继续他的创作，虽然远离故土，他依旧活跃在世界画坛，把中国山水画带到国际舞台。 他的泼墨泼彩风格逐渐成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艺术上他是赢家，可在家庭关系上，他始终背负遗憾，妻子和子女散落各地，四个曾经劝他回乡的儿子，也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中继续前行。 岁月流逝，他在海外待了三十多年，虽然取得无数成就，心里却总有一块空白，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是对家人和故土的思念。 等到晚年，身体状况渐渐恶化，视力几乎丧失，他依旧坚持作画，1983年，他在台北离世，身边只有徐雯波相伴，其他子女未能到场。 回望他的一生，1949年的那次转折始终是关键，那年他本想在台湾定居，却因戒严而仓促南下香港。 那年他的四个儿子带着家人的希望而来，却换来父亲的拒绝，那年他选择了漂泊，选择了守住艺术的自由，也从此与家国分离。 他的故事让人看到，一个艺术家不仅仅是创作的主体，也是历史洪流中的个人。 张大千凭借才华在画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的选择也让亲情和归属永远带上了缺口，这种两难与代价，使他的传奇充满复杂的意味。 信源：凤凰网——晚年张大千为何决意离开生活多年的大陆，而费尽周折迁居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