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大寨搭了灵棚，昔阳县领导：不拆，就不去祭奠，在得知此事后，“铁姑娘”郭凤莲这样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6年春天，山西大寨的风，带着点不舍的凉意，村子里搭起了一座灵棚，木头是老房子拆下来的，白布是村妇拿棉线缝了三夜，棚不大，却干干净净，正中摆着一个陶罐，罐子不精致，却承了大寨人最重的感情，陈永贵的骨灰，就在里面。 他生前说过，死后要把骨灰撒在虎头山的梯田上，那片地，是他一锤一钎凿出来的，从五十年代起，他和村民没日没夜地搬土砸石，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贫瘠山地，硬生生改造成了能种粮的梯田，山路崎岖，梯田层层，想把骨灰撒在每一处地头，几天几夜都不够用，村里人没答应他的请求，反而把骨灰装进罐里，安放在虎头山顶，不是违背遗愿，是想让他能一直看着这片他用命换来的土地。 灵棚搭好了，村民轮流守夜，不喊口号，也不摆排场，有人拿来家里蒸的白面馍，有人带来自酿的枣酒，还有人送来一块刻着陈永贵名字的木牌，没有政府的安排，没有记者的镜头，有的只是大寨人朴素的情感，他们没说什么，却都知道，送陈永贵最后一程，是理所应当的事。 就在村民准备祭奠的时候，县里送来一纸通知，说灵棚不符合“丧事简办”的政策，要求马上拆除，否则县领导不会来祭奠，这消息像一盆冷水泼下来，让晒谷场上的空气一下子沉重了，灵棚没有拆，反而被加固了一遍又一遍，村民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抗争，只是一次次把绳子拉紧，再把麻布钉牢，他们没多说话，眼神却比任何语言都坚定。 郭凤莲当时不在村里，被人连夜喊回来，她是大寨出了名的“铁姑娘”，十几岁就带着突击队修梯田，干活从不比男劳力差，后来接过陈永贵的担子，成了村里的主心骨，那天一早，她站在灵棚前，望着虎头山，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没有人问她要怎么办，因为大家心里早有答案：灵棚不能拆。 第二天，县里的干部没来，灵棚却还在，乡亲们继续守夜，守的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一种记忆，他们记得陈永贵当年怎么带着大家修路、打坝、种地，他没上过几天学，却能把地里的事一桩桩讲得明明白白，他说粮食靠天不如靠人，说山再陡也能种庄稼，村里人信他，也跟着他干。 1963年那场洪水，把大寨几年的心血冲了个精光，房子塌了，地没了，村民差点揭不开锅，陈永贵没找国家要救济，而是领着大家重建家园，那年，村里不仅自给自足，还交了几万斤商品粮，这事后来传开了，大寨也因此出了名，全国都开始“学大寨”，可陈永贵没变，他还住在土屋里，穿打补丁的衣服，吃窝头、喝棒子面粥。 1975年，他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可住进北京的宿舍后，他照样扫楼道，从十二楼扫到一楼，一天不落，买冰棍只买五分钱的，不舍得买雪糕，他领着孙子在阳台种玉米，像在大寨一样精细，他当官了，但心里装的还是那片地和那帮人，别人说他不懂政策，他说农民种粮才是根本。 1980年，他辞了职，去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把自己当普通职工，每周去干活，讲怎么种地、怎么施肥，年轻人听得入神，他七十岁了，还能扛粪筐、撒化肥，手把手教人种庄稼，1985年秋天，他在割玉米时突然昏倒，一查，是肺癌晚期，他不愿用昂贵的药，说那钱能给大寨多买几亩地的化肥，他想把自己攒下的几千元全交给组织当党费，最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才留下一部分给孩子。 那年三月，他走了，消息传到大寨，村里人纷纷赶来搭灵棚、摆供桌、点长明灯，他们不是为了形式，而是想用最朴素的方式，送他最后一程，可是，县里的“丧事简办”政策却让这场告别变得尴尬，灵棚成了争议的焦点，成了一个时代转型的缩影，有人说，灵棚不过是个棚子，拆了也没什么，可大寨人知道，那棚子里寄托的是他们对陈永贵几十年的敬重和感情。 那天，县里五大班子的干部没来，倒是十里八乡的乡亲来了不少，他们带着自家做的馍馍、一瓶瓶枣酒、几封写着“老书记一路走好”的信，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有人站在棚外默默流泪，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农，把一把黄土撒在灵棚前，说这是从虎头山上捧下来的，那是他一辈子最敬重的人长眠的地方。 灵棚最终还是拆了，但村民说，那一晚的灯光，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那不是一盏灯，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不是不能丧事简办，而是不能把情感简化，陈永贵不讲排场，也不讲官位，但他讲的是骨气，是责任，是对土地的敬畏和对集体的信任。 后来，郭凤莲回到大寨，带着村民办起了工厂，把“大寨”从一个口号变成了品牌，梯田依旧产粮，精神也没丢，陈永贵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奋斗的信念，那信念藏在大寨的土里，也藏在一代代人心里。 信息来源：乌有之乡---陈永贵——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