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地主傅德辉被搜家，原以为这是一个坏地主，谁知人们却从他家搜出一张借条：“借傅德辉100大洋——落款：朱德！”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土地改革的工作就在全国铺开了。
四川长寿县这边，工作组把目标对准了地主傅德辉家。
那天，傅德辉正缩在堂屋的太师椅上。几个年轻的干部一进门，就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忽然，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喊了一声：“找到了！”
他从墙角的樟木箱里，抽出一本蓝布封面的账册。翻开那本纸都泛黄的账册，一张折成方块的宣纸掉了出来。
纸上的字清清楚楚：“今借傅德辉大洋壹佰元整，此款必还。—— 朱德”
屋里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
工作组组长 “啪” 地一拍桌子站起来，盯着傅德辉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敢伪造朱总司令的笔迹？”
傅德辉慢慢站起身，长袍的下摆扫过地上的杂物，声音很平稳：“长官要是不信，发电报到北京问一问就清楚了。”
这张借条的背后，藏着二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22 年，朱德在德国柏林。那时候，他刚辞掉滇军的官职，一门心思要寻找救国的办法。
有人跟他说，城里有个叫傅德辉的中国人开了家豆腐坊，经常接济有困难的留学生。
朱德找过去的时候，傅德辉正蹲在灶台前，用竹勺搅着锅里的豆浆。
“傅先生，我是朱德。” 朱德摘下头上的毡帽，露出额头，“听说你这里能帮留学生？”
傅德辉递给他一碗热豆浆：“朱旅长不用客气。” 他知道朱德的底细，一个能放下功名去寻找真理的人，不是一般人。
两个人坐在吱呀作响的木桌旁，从怎么做豆腐，聊到马克思主义。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月亮都爬到窗户上了。
这样的聊天后来成了常事。两个四川人在异国他乡，越聊越对脾气。
三个月后的一个雨夜，朱德又来敲豆腐坊的门。
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滴，在门口的青石板上积成了一个个小水点。
“德辉，我需要一百大洋。” 朱德的声音有点发颤，“组织上让我去苏联学习，可路费还没凑够。”
傅德辉放下手里正擦着的铜锅，转身从钱柜里拿出十张银元券：“拿着，不用还。”
朱德按住他的手说：“亲兄弟明算账，这钱必须还。”
他摸出钢笔，在账本上写下了借条。傅德辉看着他写字的背影，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话：“做生意要讲信用，做人更要讲义气。”
1931 年，傅德辉回到了国内。
在重庆码头，他站在跳板上，看着长江水滚滚流淌。行李箱里装着从德国带回来的水泥配方，口袋里揣着那张借条。
他变卖了家里的产业，在北碚的山里建起了西南第一座水泥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把半边天都熏黑了。
工人们都叫他 “傅铁牛”。因为他每天都穿着工装进车间，亲自摆弄那些德国进口的磨机。
抗战打起来以后，他把厂区改成了回字形。中间的空地，随时都能当成防空掩体。
日本飞机飞过来的时候，工人们躲在掩体里，能听见傅德辉用德语骂鬼子。
1949 年深秋，傅德辉站在水泥厂的楼顶，看着解放军进城。
他身上的长衫换成了粗布工作服，手腕上还戴着当年朱德送的欧米茄手表。
警卫员跑上来，递给他一份电报。上面就几个字：“速来北京 —— 朱德”。
傅德辉摸了摸那张已经泛黄的借条，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像是藏着三十年的光阴。
到了北京中南海，朱德一把抓住他的手：“德辉啊，当年要是没有你那一百大洋，我可能就困在德国回不来了。”
朱德指着窗外的香山红叶说：“现在新中国要搞建设，正需要你这样的人。”
傅德辉看着总司令鬓角的白头发，想起在柏林豆腐坊的那个雨夜，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1950 年，长寿县的工作组把借条的事往上汇报。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发，从长寿县到北京，又转到西南局。
最后，朱德的亲笔信送到了工作组手里：“傅德辉是爱国人士，借条是真的。他懂化工，要好好安排。”
傅德辉成了川东行署工业厅化验室主任。在摆满瓶瓶罐罐的实验室里，他觉得比在豆腐坊和水泥厂更有干头。
很多年后，傅德辉在西南工业部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总会从抽屉最里面摸到那张借条。
纸边的折痕早就磨平了，上面的字还很清晰。
他知道，这张薄薄的纸，不光救了自己，还记着两个四川人半个世纪的交情。
那份交情，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结下，在国家建设的时候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