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冯友兰选择留在北平，他不仅自己留下来，他还对弟弟冯景兰说道：“何必走呢？不管谁当权都要建设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冯友兰，1895年出生在河南唐河一个普通家庭，家里种田做生意，日子还算过得去。从小在私塾念《四书》，脑子灵光，1912年考上上海中国公学，后来转到北大，迷上了哲学。1919年他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埋头钻研哲学，1924年拿下博士学位，写的是人生理想的比较研究。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教书，讲台上侃侃而谈，学生都爱听他讲“新理学”，那是他把传统儒学和现代思想揉在一起的体系。他写的《中国哲学史》1931年和1934年出了两卷，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标杆，书里字字句句都是他熬夜琢磨出来的心血。他一心想通过哲学给国家找条出路，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民族复兴做点啥。 冯景兰，冯友兰的弟弟，1899年出生，小时候跟哥哥一起读书，兄弟俩感情好得不得了。他后来去了德国，专攻地质学，学成归来在清华大学教矿物学。他跑遍大江南北的矿山，收集标本，研究地质结构，为中国找矿产资源忙得脚不沾地。他的课讲得生动，手里拿着石头跟学生讲晶体结构，眼睛都放光。他觉得科学就是实打实的东西，能帮国家搞建设，特别有干劲。 到了1948年12月，北平的局势已经紧张得不行，国共两边的战事打到白热化，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啥。冯友兰那时候在清华大学教书，家里书房堆满了古籍，手稿摞得老高。他是个学者，平时只关心哲学问题，但这时候不得不面对现实。战火眼看着要烧到北平，很多人都在收拾行李准备跑路，南方、台湾、国外，哪儿都行，只要能躲开乱局。冯友兰也犹豫过，他不是不知道离开可能更安全，但他觉得自己不能走。他琢磨着，不管谁上台，中国总是要建设的，知识分子总有自己的位置。他的哲学研究是为了给国家找精神根基，这时候走了，等于把半辈子的心血扔了。 他把弟弟冯景兰叫过来聊这事。冯景兰那时候也在清华大学，搞地质研究的他平时忙着分析矿石样本，对政治不太上心。但局势这么乱，他也开始犯嘀咕，到底是走还是留。冯友兰跟他聊了聊，意思是大伙儿都得为国家出力，科学更是硬通货，谁当权都需要。他这话说得实在，冯景兰听完也觉得有道理。搞科学的，研究的是客观规律，哪朝哪代都用得上。于是，兄弟俩一拍即合，决定留下来，一起为新中国出力。他们想着，未来总会有机会，哲学和科学都能派上用场。 兄弟俩留下后，日子一开始还算平稳。冯友兰继续在北大和清华教书，写书，搞研究，学生还是围着他问东问西。他的“新理学”体系还在完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草稿纸。冯景兰也没闲着，跑去野外考察，回来就埋头整理数据，写报告，为国家的工业化找资源。他们都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对国家有实实在在的用处。冯友兰还常跟学生讲，知识分子得有担当，不管外面风吹雨打，学问不能丢。冯景兰也一样，他觉得科学就是国家的底气，矿产资源搞清楚了，工业才能发展。 可到了1966年，情况完全变了样。北京大学校园里闹哄哄，宣传板上贴满了大字报，冯友兰和冯景兰成了众矢之的。他们从备受尊敬的学者，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冯友兰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身体不好，走路都得拄拐杖，衣服破破烂烂，袖口磨得发白。冯景兰也好不到哪儿去，手上全是干活留下的老茧，背都驼了。他们被安排去干体力活，搬砖、扫地，累得气喘吁吁。冯友兰家里更惨，他的夫人任载坤看着他一天天衰弱，只能端碗稀粥给他，碗边还缺了个口。有天夜里，冯友兰身体撑不住，失禁了，任载坤叹口气，说了句让人心酸的话，意思是天都快亮了，他还在炕上出了这档子事。 冯景兰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被分到个破宿舍，桌上还放着地质学的书，旁边是几块矿石样本，可他已经没精力研究了。兄弟俩偶尔在校园里碰上，互相看看，也不说话，就各自低头走开。他们还是没放弃学问，冯友兰靠口述让学生帮忙记笔记，冯景兰抽空整理点地质数据。他们知道，学问是自己的命根子，再难也得坚持。可那时候的处境，实在是让人唏嘘。曾经满怀理想留下来的人，到了晚年却被时代狠狠摔了一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