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投降元朝的大将吕文焕问被俘的文天祥：“我死守了襄阳6年，丞相怎么还骂我是乱贼？”文天祥说：“大宋如今眼看就要遭至灭亡，而你是罪魁祸首，你不是乱贼，还有谁是？连三岁小孩都骂你，何止是我！” 1276年的临安城阴云密布，南宋王朝的末日气息笼罩着残破的宫墙。 被元军俘虏的文天祥直面一位故人——曾经的襄阳守将吕文焕。 此时的吕文焕已归顺元朝，身着异族官服，却仍试图辩解：“我死守襄阳六年，丞相为何还骂我是乱贼？”文天祥的目光如寒冰刺骨：“大宋将亡，罪魁就是你！三岁孩童都唾骂你，何况于我！” 吕文焕的委屈并非毫无来由。从1267年蒙古铁骑合围襄阳起，他带领军民拆屋为薪、缉麻为衣，在粮尽援绝的绝境中苦撑六年。 城头巡防时，他屡屡南望朝廷援军方向痛哭，可南宋权臣贾似道沉溺享乐，甚至隐瞒军情，连宫女透露襄阳危急都被处死。 外有元军回回炮轰塌城墙，内有饥民易子而食，而樊城屠城的惨状更让他心惊——若再抵抗，襄阳百姓必遭灭顶之灾。 最终，忽必烈以“保全民命”为条件劝降，吕文焕带着儿子踏出城门，用妥协换取一城生灵的苟活。 然而投降只是吕文焕悲剧的起点。他转身成为元军南下的先锋，招降沿江州县，甚至亲临临安城持黄榜安抚南宋遗民。这份“识时务”的圆滑，却让他彻底沦为史笔下的叛徒。 文天祥的斥骂剥开了他最后的遮羞布：六年坚守固然可贵，但末路时的膝盖一软，便将全部忠义碾作尘埃。 正如老话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吕文焕的妥协像一匹被剪断的锦缎，再长的尺寸也难成完袍。 文天祥的选择恰似一面照妖镜。同样被俘，元朝许他高官厚禄，甚至让沦为官奴的女儿写信哀求。 狱中三年，他啃着发霉的饭团，听着妻女在奴营受辱的消息，仍提笔写下：“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忽必烈亲自劝降时，他只求一死。 1283年寒冬，他朝南方三拜后从容赴刑，衣带中藏着的绝笔墨迹未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份执拗看似不识时务，却守住了比王朝更重要的东西——人的脊梁不能弯，文明的烛火不能灭。 今人回望这场七百年前的忠奸之辩，仍能触摸到历史的余温。 吕文焕的困境像极当代人的两难：是向业绩压力妥协而违背职业良心？ 还是在浮华世风中守住本心？文天祥的“迂腐”则警醒世人：有些底线看似虚无，却是人性尊严的承重墙。2025年8月，上海书展的一场新书分享会上，学者田崇雪手持《天地正气：文天祥传》剖析道：“他捍卫的早已不是赵宋王朝，而是华夏文明的精神火种。” 这份火种并未熄灭——央视《百家讲坛》即将播出同名专题，而江西吉安青原区的文氏宗祠前，至今香火不绝。 历史的评判从非简单对错。吕文焕晚年辞官归隐，终老于1298年，生前常以酒祭奠文天祥；而文天祥的绝笔信被妻子欧阳氏攥在手中时，她泪流满面却字字铿锵：“我们母女受尽屈辱，也值了！” 两人如暗夜中的岔路：一条通向现实的生门，却背负千古骂名；一条通往必死的绝境，却照亮汗青丹心。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终将淘尽沙砾，留下黄金般的本色。 信息来源： 《吕文焕：死守襄阳六年，被宋廷质疑后投敌，却被文天祥指着鼻子骂》（搜狐）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政府_文天祥生平简介》（青原区政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