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廖汉生回老家到大女儿家吃饭，大女儿向公公介绍：这是我爸爸 “1979年10

79年廖汉生回老家到大女儿家吃饭，大女儿向公公介绍：这是我爸爸 “1979年10月的黄昏，你们先吃，我带位客人回来。”廖春莲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对公公低声补充一句，“这位是我爸爸。” 那顿饭没一点热闹气氛。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屋里却像结了冰。廖汉生坐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默默看女儿忙进忙出。那一声“爸爸”并没落在他耳边，老将军心里像塞了块石头，重得很。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初，这对父女本不该如此陌生。廖汉生1911年出生，父亲廖兰湘是桑植县有名的私塾先生，能写能讲，脾气又直。在贺龙“我们一起去闹革命吧”的一句话里，他收了书箱，拿起木柄短枪。那年，小廖汉生只有十岁，学堂戛然而止，家里连夜搬空，因为父亲成了“赤匪文书”。 三年后，廖兰湘病没了命，临终只留下两件事：一张写好名字的党员介绍信和一桩娃娃亲——贺龙二姐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那年头，亲上加亲有时比生命还管用。少年廖汉生打算守着承诺，先把人带走再说。 1927年春，长沙枪声大作，蒋介石对共产党动刀子。“四一二”后，湘西山里成了红白势力最混杂的地带。贺龙要起兵，他让廖汉生暂留在游击队，“你小子先练练，别急着上阵亡。”年轻人不服气，可他明白贺龙是为自己活命。 17岁那天，廖汉生迎娶肖艮艮。洞房未暖，部队就接到任务。夫妻俩带着游击队钻山沟、睡草垛，粮食不够就种红薯、磨谷壳。两年后，长子坠地，随后女儿春莲啼哭。战争更紧张，廖汉生动过让家属回乡的念头，却因为敌人连环“围剿”搁浅。 1930年底的桑植城，被捕风声搅得人心惶惶。游击队兵分几路疏散，留下贺英、贺戊姐等十来人。夜黑风高，叛徒领敌冲上山堡，百余枪口堵住门口。危急中，一位养伤的红军团长抱起两岁春莲冲上坡顶，黑夜里一溜烟不见影。第二天，廖汉生仅凭鞋底的泥点与烧焦的草叶，推算出妻儿被虏，女儿去向成谜。那刻，他说不出一句话，只咬着牙把驳壳枪掖进腰里继续突围——游击队需要新头领。 三年后，长征路过贵州北部，他收到家书：母亲用棉花换钱，把被押的儿媳和孩子赎了；儿子虚弱，女儿活泼。廖汉生请假一天，摸黑赶回老屋。母亲把外孙女递给他，小姑娘用清亮的土家话问：“这就是阿爸？”他心里像被针扎，却只能拍拍孩子的头，第二天拂晓赶回队伍。 接下来，日军南侵、国共谈判、内战爆发，家再度散成碎片：儿子染病离世，妻子被地方恶霸转卖，女儿同奶奶相依为命。那些年，廖汉生一路升到纵队政委，枪林弹雨躲过不少，可对家里事，他无能为力。 1949年北京城礼炮响，他站在城楼旁执行警卫任务。八一军旗初次升起，廖汉生被调往青海，筹建军区兼省府机关。临走前，他托人回桑植捎信：“娘亲安康，春莲已十二岁，可否带她来西宁读书？”路遥马急，信却丢在邮袋深处，等奶奶拿到，已是1956年。 那一年，16岁的春莲跨出大山。火车穿过黄土高坡，尘沙漫卷。她幻想父亲会穿着呢子大衣在站台等她，给她一个干部家庭该有的未来。结果迎接她的，却是警卫员一句公事公办的提问：“姑娘找哪位领导？”父女相见差点就此擦肩。晚上，廖汉生单独叫女儿到办公室：“部队能分配工作，但先得经考试，先得学文化。”春莲红了眼眶，“我就是想在青海留下，一个食堂帮厨也行。”而父亲只说：“革命不是给亲属开小灶。” 失望一点点堆成墙。最终她带着奶奶回到桑植，把那身粗蓝制服脱了换成芭茅草鞋，从此下田种地。乡亲们议论：“你爸当了大官，你还受这苦？”她低头插秧，咕哝一句：“各人有各人的路。” 时间拨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刚过一年，退居二线的廖汉生想起老家。那天傍晚，他带秘书拎着半麻袋白面、两瓶酒，摸到女儿家门口，连路牌都找不见。院子只有两间木屋，一张八仙桌，墙角堆着蒿草。“同志，吃饭吧。”廖春莲递来一碗剁辣椒蒸南瓜。她没叫“爸爸”，只对公公介绍了一句。老将军放下筷子，喉头涌酸。 第二天，全公社干部赶来请示是否帮春莲调工作。廖汉生摆手：“社员就社员，照章办事。”他转而写报告，向省里要了两辆解放牌汽车，跑运输赚公路基金。车子挂牌那天，下着小雨。廖春莲站在杉树下，看父亲和乡亲们把红绸子剪开，才第一次喊：“爸爸，山路多，您慢点走。” 那声呼唤，迟了二十多年，却格外沉。她明白父亲不是薄情，只是原则压过亲情。战争撕开了许多家庭，她家不过是其中之一。 1983年后，机耕队、木材站相继成立，村里收成一年好过一年。春莲肩挑农具，小腿扎实有力，照样日落而归。有人问她：“你后悔吗？”她耸耸肩：“命是自己选的，不好怪别人。”说罢大笑，那笑里有倔强也有释然。 廖汉生1995年病逝北京八宝山。噩耗传回桑植，春莲擦干手上泥巴，对儿子说：“爷爷一生干的是公事，我们这一生干的是庄稼，多好。”祭日过后，她继续下地。有人觉得心酸，有人佩服她看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