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长征前夕，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

1934年，长征前夕，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到了半路，他却发现，这两人食指内侧有层薄茧。 按照惯例，王同兴该感到安心，但他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通常这种接头任务都会由固定的联络员来执行，而今天这个临时派来的任务显得异常突兀。 为了不暴露任何身份，王同兴并未立刻表现出怀疑，而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的两个人，那名胖男人率先开口，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紧迫感，直接告诉王同兴。 他是奉命前来通知他，必须立刻动身前往大名县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内容至关重要，关系到接下来的行动部署。 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瘦男人也立刻附和，点头称是，并补充道时间紧迫，不容耽搁，这番看似合理的说辞，却让王同兴心里的警铃大作，他表面上平静地应承着，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他深知组织的纪律和行事风格，如此重要的临时会议，按理说应该会有更周密的安排，至少会有其他同志通过暗号或特定渠道提前传递消息。 可在此之前，他未收到任何风声，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更像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网，正悄无声息地向他罩来，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头蔓延，他明白，自己正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 尽管暗号和表面上的一切都符合地下党的惯例，但王同兴内心依旧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他虽然心存疑虑，但在党的指令面前，不敢轻易妄动，便决定带着这两人去找其他两位县委的领导，宋同发和陈仰贤。 王从吾负责此地区的中共直南特委代表，按照惯例来到了王同兴家，准备与他进行一次例行的联系和会面。 王从吾曾与王同兴共事多年，彼此熟悉，这也是他常规性的工作安排之一，可当他敲开王同兴的门时，屋里却空无一人，王同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都不在。 王从吾四处打听后得知王同兴已经带着两名陌生人离开，他心头一紧，立即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不对劲的事情。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感到极其不安，作为负责保密工作的重要负责人，他立即决定要追上去一探究竟，凭借多年在地下党的经验，王从吾对任何异样的情况都保持高度警觉。 很快，他通过村里的线索得知王同兴和其他两名干部正在前往大名县，这个信息让他立刻确定了自己的追踪目标：王同兴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落入了敌人的陷阱。 他没有任何犹豫，迅速采取了行动，决定紧急报告给上级，并亲自追赶，试图赶在敌人之前解救王同兴等人。 在王同兴、宋同发和陈仰贤等人乘坐的骡车上，气氛逐渐变得紧张，两名陌生人似乎刻意避开话题，不愿透露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言辞中时常透出不自然的冷漠与回避。 这让王同兴心中的疑云愈加浓重，尽管他没有完全暴露出疑虑，但他的警觉心已越来越强，终于，王同兴通过一连串的试探，确认了心中的猜测： 两名男子的身份并不简单，胖男子王铁秋，正是之前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叛变投敌的特务，而瘦男子沈哲臣，正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成员。 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开会，而是诱捕南乐县委的干部，给地下党带来致命的打击，就在王同兴、宋同发和陈仰贤意识到自己可能中了圈套时，王从吾赶到现场。 他的到来让敌人产生了怀疑，特别是王铁秋，他察觉到王从吾的行踪有些异常，开始产生了警惕心，王从吾决定暗中跟随，保持距离，避免引起敌人的警觉。 但事情并未按预期发展，王铁秋对王从吾的跟踪产生了强烈的警觉，最终，他在路上与车队的成员进行短暂对话，为了进一步确认王从吾的身份，王铁秋提出让陈仰贤下车去与他交涉。 此时，王同兴和他的同事们早已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王从吾见状，心生一计，决定采取行动。 他立刻放慢步伐，伪装成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继续尾随在车队后面，尽管他心中焦虑万分，但他依然保持着冷静，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当车队来到渡口时，王从吾敏锐地察觉到敌人的意图，他提议暂时停留在小饭馆休息，以便观察敌人的下一步动作。 这一刻，王同兴、宋同发和陈仰贤的心中已经达成共识：他们必须分头行动，迅速逃脱，以便报告敌情，保护地下党重要成员的安全。 然而，敌人并未放松警惕，王铁秋和沈哲臣在饭馆外面谈话时，突然间感到一种不安的气氛，王从吾知道，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三位同志的生命将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中。 他立刻对王同兴和其他两位同志低语：“他们带枪，硬拼不行，必须找机会脱身！”就在此时，沈哲臣推门而入，察觉到事情不对，立即拔枪示威，想要阻止他们的逃跑。 王同兴等人毫不犹豫，用身体挡住门口，为王从吾争取宝贵的时间，这场生死搏斗在这狭小的空间中进行，沉重的门板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最终，王从吾在芦苇丛中成功甩掉了追兵，而王同兴与其他同志趁机反抗，成功逃脱，通过这次紧急事件，他们迅速联系组织，确保了南乐县委的安全。 （主要信源：濮阳网——濮阳党史故事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