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周总理途径云南，见到曾经女友，周总理：这是小超的意思 “1955年4月8日早晨七点五十分，老陈，时间差不多了。”周恩来压低声音嘱咐身旁的陈方。四周静得只剩鸟鸣，省委招待所的小院里清风拂过，他整理了一下风衣下摆，转身迎向门口的张若名、杨堃夫妻。 周恩来此行的公开目的，是转道雅加达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真实行程却对外严密封锁。国民党特务刚刚在香港策划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失败，情报人员依旧不敢掉以轻心。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先在昆明停留半天，只因为邓颖超叮嘱：“一定要替我问问若名姐。” 距离上一次见面，已整整二十七年。握手瞬间，周恩来轻声问候：“旅途劳顿，你身体还好？”张若名微微颔首，眼角浮现细纹。气氛并不尴尬，反倒像久别的战友重逢。寒暄之后，大家落座，无人提及年轻时那段情感，谈论的仍是工作与学习。周恩来要她多读《毛泽东选集》，要杨堃配合学校在青年师生中推广普通话，“眼下最急的是打通西南和内地学术交流的脉络”，他强调。 时间拨回到1919年。那年五月，天津法租界外聚满学生，周恩来站在人群前端呼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响彻街头。台下张若名第一次认真审视这个江苏青年——身形瘦削，举手投足却有不容忽视的锐气。她原本性格刚烈，父亲续娶的阴影让她更早反抗封建。进了天津一女师，她和邓颖超、郭隆真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从此与周恩来在同一条战线上。 五四风潮后不久，“觉悟社”秘密成立。二十一位成员，男女各半，社训写着“精诚团结，牺牲小我”。在那个讲求“男女大防”的年代，这种并肩劳动、共同夜读的场景，本身就是宣言。张若名记得，社友曾半开玩笑起哄：“周舍长，你俩可要负责啊！”周恩来推推眼镜，回一句“革命要紧，其他免提”，众人哄笑收场。外人瞧来，他们像对情侣；自己心里却清楚，那是一种同志式依赖。 1920年初，两人同被捕入狱。潮湿牢房里，周恩来把《我的忏悔》和一迭诗稿交到隔墙的张若名手里：“万一我不在，替我保存。”张若名夜里点着油灯誊抄，指尖染上墨迹。绝食七天后，当局迫于舆论放人。学籍被开除，她干脆与家庭决裂，报名留法勤工俭学。 同年冬天，他们乘“亚丁号”邮轮抵马赛。巴黎寒风凛冽，青年们靠分送中文报纸、洗盘子维持生计。欧洲民主幻灭的落差，使周恩来彻底拥抱马克思主义。组织秘密会议常在凌晨两点举行，张若名法语流利，经常负责与法共通信。“她翻译《资本论》时通宵不眠。”周恩来后来对侄女周秉德回忆，“那个劲头我终生难忘。” 感情在此时水到渠成。一次塞纳河边散步，周恩来终于说出“我愿意与你并肩走到革命胜利”，张若名没回答，直接伸手握住了他。他们彼此配合，进步极快，可命运又一次拐弯。1924年，列宁追悼会事件让张若名被警方盯上，少共内部审查、意见分歧，给她沉重打击。她写信给周恩来：“我需要静一静。”周恩来再三挽留未果，二人终止恋情——不是因为感情淡，而是道路选择出现岔口。 周恩来返国，投身大革命。邓颖超从武汉来到上海协助工作，两人携手，于1925年广州简朴成婚。婚书用毛笔写着“革命伴侣”，没有花束，却有无数同志见证。与此同时，张若名留在里昂大学，攻读心理学、伦理学，终获博士学位。她在日记里写下一句法文：“Il faut vivre et avancer.”——必须活下去，并向前。 1928年夏，周恩来经过里昂，约她在郊外一家小咖啡馆。为了安全，他戴墨镜，进门时仍被张若名一眼认出。短暂交谈，内容多是国内形势，外加“邓颖超让我向你问好”。临别，周恩来说：“若名，请保重。”张若名笑答：“保管党的秘密，比保管我的学位证更重要。” 抗战爆发后，张若名回国，于云南大学任教。课堂上，她讲阶级分析，也教学生如何做田野调查。有人不解她为何远离政治中心，她只说“昆明需要老师”。1949年后，她继续执教，直到接到1955年那通电话。 回到招待所的客厅，周恩来看表，距起飞还有一个小时。他再次询问：“真不考虑去北京？”张若名摇头：“学生离不开我。”他点点头，不再劝。握手道别时，他把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报》放在桌上，“留作教学参考”。随后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下午三点，专机升空。机舱里，周恩来提笔写下一封信，收信人是邓颖超，内容只有一句：“若名姐一切安好。”信纸被折成方块，夹在公文包最前层。 昆明的暮色降临，张若名站在办公楼阳台，远望滇池水面，她并不知道特务再次策划的阴谋被挫败，也没料到这将是与周恩来最后一次握手。她只记得，他临行前轻声说的那句话——“这是小超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