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对刘伯承说：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建国初期，朝鲜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志愿军用血肉之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深刻感受到了现代化火力的巨大差距。 于是，锻造出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成了新中国的重中之重。 简而言之分为两个方向，一是由刘伯承元帅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将“战术学”、“战役学”这些严谨的军事科学，植入解放军的骨髓，那些精确到秒的苏军条令，被看作是军队正规化的蓝图，是告别“小米加步枪”时代的必要阶梯。 还有则是彭德怀元帅，他从平江起义的枪声，到百团大战的烽火，再到朝鲜战场的冰雪，他坚信军队的灵魂根植于实战，那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土办法”，在他看来，是这支军队从弱到强、克敌制胜的根本。 两种思路的碰撞，终于在1957年的中南海会议室里爆发。 争论的核心，直指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彭德怀的脾气一如既往地火爆，他猛地一拍桌子，向对面的人说道：“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这声怒吼，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指的是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南丰战役。 在那场战斗中，红军因为机械地执行阵地战术，固守一城一地，结果在敌军优势火力下伤亡惨重，血的教训，让彭德怀对任何形式的“洋教条”都抱有极大的警惕。 这种警惕，又被他在军事学院的所见所闻加剧，他发现，一些学员背诵苏联军事术语比背语录还熟练；在军事演习中，有的部队为了完全符合条令规定，宁可放弃战机绕远路。 在他眼中，这正是历史悲剧重演的前兆，南丰城下的亡魂仿佛就在眼前。 然而，稳坐对面的刘伯承，只是默默地握着手中的茶杯，他何尝不明白教条主义的危害，早年间，他自己就曾因主张灵活的游击战术，而被斥为“保守”。 但他更清楚，一支数百万人的现代化军队，不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章法，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他所坚持的“学苏联”，目标其实是“超苏联”，体系是根基，不是枷锁，事实上，在推行苏联教材的过程中，他早已悄悄嘱咐教员，必须补充进“游击战”的章节，要把解放军自己的宝贵经验融入进去。 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够自我演进的强大系统。 两位元帅的命运轨迹，在这一点交汇后，便走向了各自的坎坷。 政治的风波暂时中断了这场关于建军路线的健康争论，但历史的进程并未因此停歇，那些看似水火不容的理念，在军队的实践中，以一种更务实的方式悄然融合。 彭德怀虽然在会议上高声批判“洋教条”，但在他晚年留下的军事手稿中，人们清晰地看到了“步坦协同”这类现代化军事术语。 这说明，这位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元帅，从未停止过对新知识的思考与探索。 时间最终给出了答案，多年以后，在军事学院的课堂上，教员们使用的教案里，苏联条令的空白处，被学员们用各种笔迹填满了“山地作战补充方案”、“丛林渗透战术”等内容。 那些源自战火的“土办法”，最终找到了与现代化军事体系共存的方式，这场横跨数十年的争论没有真正的赢家或输家，它本身就是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它让后来的将领们明白，真正的强大，既离不开从实战中总结的经验，也离不开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