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有两个学生，一个蔡锷，一个杨昌济，蔡锷一个学生是朱德，杨昌济一个学生毛泽东，谭嗣同之所伟大，不仅仅死的壮烈，更伟大的是传承。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场，33岁的谭嗣同慷慨赴死。 友人梁启超曾力劝他或许可以东渡避难，他却拒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刽子手的刀光闪过，定格了一位维新志士的末路。 然而，谭嗣同或许没料到自己的精神衣钵并未消逝。 而是经由两位门生蔡锷与杨昌济传递，最终在朱德与毛泽东身上，化作了撑起新中国的两座巍峨昆仑。 一滴血，两代人！ 谭嗣同的壮烈，绝非匹夫之勇。 他深知变法维新之艰难，更明白唤醒沉睡国魂需以生命为火种。 这样的精神内核，凝结于《仁学》的激扬文字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命诗篇。 这“昆仑”之喻，既是对自己视死如归的肝胆写照，也暗含了对后继者擎天架海的期许。 这份刚烈血性与深邃思想，深深烙印在他的两位得意门生心中。 蔡锷，这位日后护国讨袁的名将，早年拜倒在谭嗣同门下。 谭嗣同就义时，蔡锷年仅16岁。 当年，恩师血染菜市口的消息，让少年震撼不已。 谭嗣同那句“怕流血就别干革命！”的铮铮誓言，成为蔡锷毕生践行的信条。 多年后，当蔡锷执掌云南讲武堂，面对年轻的朱德等学员，他常以恩师谭嗣同的事迹砥砺士气。 讲台上，他目光如炬的复述着谭嗣同的遗训，将不畏牺牲、敢于流血的革命精神，如钢钉般楔入朱德等一代军人的骨髓。 朱德日后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决绝，井冈山斗争中的坚韧不拔，乃至万里长征中的百折不挠，精神源头，均可追溯至菜市口那悲壮一幕与讲武堂上蔡锷的铿锵教诲。 谭嗣同的血性，经由蔡锷的传递，在朱德身上化作了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成为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上最坚实的脊梁。 与此同时，在湖南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另一位谭门弟子杨昌济，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恩师的薪火。 杨昌济深得谭嗣同《仁学》精髓，推崇“冲决网罗”的革新精神与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 他将《仁学》奉为圭臬，在课堂上倾囊相授。 尤其是对一位名叫毛泽东的学生，青眼有加。 杨昌济察觉到毛泽东身上蕴含的非凡潜质，在日记中曾留下“谭师精神，当借润之之手延续”的预见性批注。 他引导毛泽东研读《仁学》，探讨救国救民之道，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与变革理念，潜移默化地注入青年毛泽东的心田。 毛泽东日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思想深处激荡的变革勇气与担当精神，与谭嗣同《仁学》中奔涌的革新激流一脉相承。 杨昌济将谭嗣同的思想种子，精心培育于毛泽东这片沃土，最终结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硕果。 历史的因缘际会，让谭嗣同精神的两条传承脉络，在时代的洪流中交汇、升华。 朱德，这位从云南讲武堂走出的军事家，秉承了谭嗣同不畏流血、敢于牺牲的实践勇气，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此后，他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 毛泽东，这位从湖南一师走出的思想家与战略家，汲取了谭嗣同冲决旧制、革新图强的思想精髓。 并且，他以深邃的理论洞察和宏大的战略布局，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石。 一文一武，一思想一实践，朱德与毛泽东，恰如谭嗣同绝笔诗中“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生动映照。 朱德以枪杆子打碎旧世界，毛泽东以笔杆子绘制新蓝图。 他们两人，共同撑起了新中国的朗朗晴空。 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他的血，浇灌了蔡锷与杨昌济的心田，他的魂，经由两位弟子的精心传递，最终在朱德与毛泽东身上获得了最磅礴的绽放。 一滴血，得以点燃了燎原之火。 一句话，铸就了钢铁军魂。 一部《仁学》，启迪了变革宏图。 谭嗣同虽然没有亲见“少年中国”的诞生，但他以生命播撒的火种，经由蔡锷、杨昌济之手，最终在朱德、毛泽东的时代燃成冲天烈焰，照亮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 谭嗣同的血，从未冷却，他的精神昆仑，永远矗立在民族记忆的高峰。 主要信源：（光明数字报——十二年,我写《王船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