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贞是冯玉祥的原配夫人，她经常向军需官索要钱财。冯玉祥每次知道后，都要和刘德贞吵架，甚至还动手打过几次。但刘德贞依然如故，由于她是冯玉祥的夫人，在要钱时军需官又不得不给。几年下来，刘德贞靠着要来的钱财，居然在北京城买了二十多个宅子。
1923年，刘德贞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冯玉祥在处理后事时，发现刘德贞留下箱子里面有二十多个房契，冯玉祥只给自己留了一个宅子，把其他的房契都送给了鹿钟麟、宋哲元等亲信将领。
冯玉祥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很注意对手下军官给予恩惠的。他在驻军南苑期间，曾低价买了不少的官地，这些地他一亩都没有留，全部赠送给了中级以上军官。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他在驻地张家口，一次购买了数百匹的绸缎及数百件羊皮袄，将其分赠给团以上军官的父母。
对于手下军官们的子女教育问题，冯玉祥一直很关心。他还在当北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就筹钱办了一个军官子弟学校，让军官们的子女和家属去学习。如果手下军官的家属前来探亲，冯玉祥得知后是一定会热情款待的，在家属走的时候还赠送一些日用品，这种做法效果很好，军官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家属也认为军官跟对了人。
对于阵亡官兵的抚恤问题，冯玉祥很重视。在北伐时期，鉴于部队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伤亡也越来越重，冯玉祥在他的第二集团军总部，专门设立了一个抚恤处（处长武景唐、副处长傅德贵）。北伐开始不久，冯玉祥在军费紧缺的情况下，一次性给抚恤处拨去现洋20万，并定下抚恤标准：阵亡校级军官，按军职200大洋到450大洋不等；阵亡尉官，按军职120大洋到220大洋不等；阵亡的士兵，30大洋到90大洋不等。这种对阵亡官兵的抚恤，当时的大部分军阀部队都是做不到的。
冯玉祥每到一个地方驻军，都要在当地设立阵亡官兵的公墓及烈士祠，每年的清明节，冯玉祥必定带着一干亲信将领到驻地的公墓和烈士祠祭奠。对于阵亡的军官，如果没有子女的话，冯玉祥就会领养孤儿，让其有后，比如有一个叫李振芳的西北军连长阵亡后，冯玉祥就领养了一个孤儿，作为李振芳的后代。冯玉祥筹办了好几个孤儿院，里面的孩子不少都是给没有子嗣的阵亡军官当了后人。
冯玉祥还非常注意提高所部的凝聚力，他的方法是让西北军高级将领之间以联姻、结拜的方式加强联系。西北军的将领们之间的关系到后来错综复杂，彼此间义结金兰的非常多。
对于军纪，冯玉祥恐怕是军阀中抓得最严的一个了，他奉行的原则是““恩威并施”，在关心士兵生活的同时，管理得也很严苛，动辄打军棍。
西北军的军官们都喜欢打部下军棍，这个风气就是冯玉祥带起的。西北军中，打军棍最厉害最出名的却不是冯玉祥，而是张自忠。张自忠对部下管理得很严格，他的打军棍用的不是普通军棍，而是一种用牛皮筋绳子把竹板缠起来做成的特制军棍，这种军棍打下去当时就会捋下一层皮。所以，张自忠当时在西北军有个不好的绰号叫作“张剥皮”。
张自忠打军棍太厉害，连冯玉祥都觉得有些过分，有一次他专门召集高级军官训话，说：”我们打军棍主要是教育士兵，士兵应该当亲人对待，有的人打的太厉害，这样是不行的。“张自忠向来对冯玉祥言听计从，之后便没有以前那样严厉了。
经过摸索，冯玉祥制定了军棍的“八不打”原则，这“八不打”指的是：一是，军官在生气时不能随意去打士兵；二是，士兵在疲劳的时候不许打；三是，新兵刚入伍训练时不许打；四是，士兵第一次犯错的不许打；五是，士兵患病期间不许打；六是，天气严寒、酷热时不许打；七是，士兵情绪不好时不许打；八是，士兵刚吃完饭或者饿肚子时时不许打。后来，冯玉祥又结合实际，加了几条，比如上了年龄的和年纪小的士兵不许打等等。
1926年8月，冯玉祥从苏联考察结束回国，为了体现新军队新气象，他便下令让西北军中不能再打军棍，但是这个命令执行得并不好，打军棍还是普遍存在，对此，冯玉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西北军的军官，冯玉祥最常用的惩罚手段不是打军棍，而是罚跪，越是亲信，冯玉祥越喜欢让对方跪下。
在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有一天早上冯玉祥走出营房，发现操场非常的脏乱，便把时任模范连连长的张自忠和手枪队长陈毓耀叫来，冯玉祥痛骂一番后，让两人面对面的跪下，两人一跪就是半天，直到冯玉祥发话，两人才敢站起来离开。
冯玉祥驻军南苑时，有一次，冯玉祥去视察宋哲元旅的官兵，结果该旅官兵都集合了，旅长宋哲元却迟到了，宋哲元见冯玉祥满脸怒容，不等冯玉祥发话就自己跪了下去，直到冯玉祥对部队训完话，气消了，宋哲元这才敢站起来。
冯玉祥对待亲信的这种家长制的惩罚，虽然暂时让这些人绝对服从自己，但并非长久之计。因为随着这些人的成长，职务越来越高，再罚跪的话，任谁也是心中有怨气的。比如，韩复榘都当了河南省主席了，还是一言不合就被冯玉祥罚跪，类似的例子不少。这也是后来西北军不少将领倒戈的一大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