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飞行员杨国祥受命投掷中国首颗实战氢弹。不料连续三次投掷，氢弹都未能出仓。杨国祥顿时慌了，如果氢弹在机舱爆炸，中国的核计划将会推迟几十年。 1929年10月，杨国祥出生于云南玉溪红塔区洛河乡的一个彝族山村，为了能上学，他每天要顶着星星走十几里山路，放学时披着月光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杨国祥被保送到航空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空军飞行员。初建时期的航校条件极其艰苦，教练机都是日本投降时留下的破旧飞机和缴获的国民党教练机，教员也多是投降人员，讲课时日语夹杂着不熟练的中文。东北的严冬格外寒冷，杨国祥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训练，但他比别人起得更早，向老师请教问题也更积极。 1951年，杨国祥以优异成绩毕业，正式成为空军飞行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半岛上空与美军飞行员激烈空战，战绩斐然。1956年全军大比武中，杨国祥获得空军第一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彝族飞行员，从此被誉为”彝族之鹰”。 1965年，杨国祥被选中担任我国自主研制的”强5”战机主试飞员。两年多时间里，他经历了200多架次高风险试飞，为这款战机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他对”强5”战机的深度了解和丰富的飞行经验，让他成为投掷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的不二人选。 1970年4月，杨国祥接到上级通知让他赶到江西320厂报到。他刚刚完成报到手续，上级就向他传达了国家决定使用”强五战斗机”投掷氢弹的决定。经过核工业九院两个月的调查，杨国祥被正式任命为投掷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的主飞行员。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杨国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保证身体状态，他不能做任何可能受伤的运动，医生每天为他检查身体，衣食起居都有专人负责。他每天还要驾驶战斗机进行严格的试投氢弹训练，连续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相同的模型氢弹，经过百余次的反复训练，杨国祥终于达到了完成任务的技术要求，每次投弹的弹着点距离靶标中心都牢牢控制在12米之内。 1971年12月30日，我国决定在当天的13点整引爆第一颗实战氢弹，这是一个永远值得记住的日子。中午12点20分，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下令：“起飞！”杨国祥驾驶着载有氢弹的强5战机腾空而起，向罗布泊核试验场飞去。 一切起初都很顺利。杨国祥按照训练时的程序，将飞机飞到距离靶标中心9公里的位置，拉起机头上仰45度，沉着按下投弹电钮。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投弹推送装置毫无反应，氢弹没有投出去。万里长空一片静寂，没有爆炸声，也没有蘑菇云。 杨国祥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投弹失败，申请应急投弹。得到批准后，他驾机绕了一个”8”字形，重新校正航线，第二次按下应急开关。氢弹依然躺在弹舱里，纹丝不动。第三次超应急投弹，结果还是一样——失败。 此时，杨国祥看了看燃油表，最多还能飞40多分钟。他驾驶着载有一颗威力相当于数万吨TNT的实战氢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按照预案，飞行员可以跳伞逃生，但杨国祥知道，如果他跳伞了，无人操控的飞机会坠落到哪里？如果落到基地或观测区，后果不堪设想。 在经过短暂的思考后，杨国祥决定与氢弹同生死，他放弃了跳伞逃生的机会，在征得上级的同意之后，载着氢弹朝基地机场方向飞去。他对着话筒说了三句话：“我已经采取了带弹的保险措施；我要千方百计把氢弹平安带回陆地；如果实在带不回去，我一定到沙漠里进行处理！” 带弹着陆在航空史上是极其危险的操作，按常规连带普通炸弹着陆都不被允许，更别说一颗氢弹了。当机场接到杨国祥返航的报告后，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意外，就立刻开始疏散机场的工作人员。杨国祥牢牢握着操纵杆，关掉所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准确地做着每一个着陆动作。 在万分紧张的气氛中，强5战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等到杨国祥以优秀的驾驶技术载着这枚氢弹平安落地时，机场迎接他的只有核试验机场指挥员宋占元师和一名负责发送消息的参谋人员。氢弹没有爆炸，中国的核计划得以延续。 等到技术人员赶到后，氢弹投掷失败的原因很快就查了出来，原来是因为氢弹推送装置电路短路而造成的故障。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问题，险些让整个试验功亏一篑。 故障修复后，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机升空。这一天气候恶劣，雪花飞扬，风大能见度差，但杨国祥依然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当氢弹成功投出并引爆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升起，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成功！ 此后，杨国祥继续他的军旅生涯。1975年被任命为空军第五师副师长，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任代理师长，1980年任昆明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在30年的飞行生涯中，他驾驶过十多种型号战机，飞行超过2000小时，参加过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多次立功受奖。 2017年3月13日，杨国祥在昆明逝世，享年88岁。这位”彝族之鹰”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为中国的核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