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廖汉生公然抗命致电陈锡联：我必须去北京 “1976年9月10日晚，南京军区联络台。”话筒里传来焦急的询问，“老廖，你可别乱动，中央有纪律。”廖汉生沉声回答：“哪怕担风险，我也得去北京。”对话仅数十秒，却把两位上将的立场暴露得一清二楚：一个守规矩，一个为情义。 廖汉生的情义不是空穴来风。早在1930年代，他跟随贺龙转战湘鄂西，连伤口都来不及处置就冲锋，人称“拼命三郎”。1954年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七名副手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就是他。彭老总一句“这人靠得住”，把廖汉生推到了更高的舞台。此后南京军事学院、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一串重要岗位接踵而来，年仅四十出头的他就进入核心层视野。 1966年的风暴，却让他的军装蒙尘。林彪集团给他扣了顶“军内反党”帽子，抄家、隔离、批斗，一样不少。有人劝他“识时务”，他摇头：“我没对不起战友，更没对不起主席。”那几年，他在北京卫戍区的小招待所里，靠擦地板保持腿部力量，怕被放出来时连站都站不稳。1972年，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暗示拨乱反正即将启动。廖家孩子看见一线希望，鼓起勇气给中央写信，信里只求一句话：父亲还能不能活着回部队？毛主席那句批示——“我看廖汉生、杨勇一样是无罪的”——成了廖家最贵重的传家宝。 1973年春，廖汉生以军事科学院政委身份复出。接风宴上，有人半开玩笑：“老廖，你该补发军衔，上将跑不了。”他摆手：“勋章多一颗少一颗算什么，只盼部队好。”当年授衔，他主动把上将名额让给技术兵团的许尔钢，这事毛主席也专门表扬过，“不争名”的印象从此坐实。 1975年3月，南京军区内部调整，廖汉生出任政委，与司令员杜义德搭班子。两人性格迥异：杜义德雷厉风行，廖汉生温吞细致。碰到意见不合，廖汉生常说一句口头禅：“多请示总比少请示强。”部队干部都知道，他不是怕事，而是对最高统帅部有种近乎朴素的敬畏。 1976年9月9日深夜，毛主席病危电报飞往各大军区。那时廖汉生在上海检查炮兵仓库，凌晨两点赶回南京已是天亮。9月10日，他接到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通知：毛主席逝世，严禁非常委将领擅自赴京。会议室里没人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半小时后，他让警卫员把陈锡联的直线电话接进来，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段对话。 在军队体系里，“抗命”两字极为敏感，特别是此时陈锡联手握全军指挥权。廖汉生何以如此执拗？原因有三。一是私人感情：他在延安时常给警卫营当政治课教员，毛主席散步经过老喜欢停下听几句。有一次主席笑道：“廖汉生，教员味儿挺浓。”轻描淡写的一句夸奖，让他记了一辈子。二是政治责任感：他担心南方大军区代表缺席，会让基层官兵误会对中央态度不坚定。三则是私人身体原因——他患严重胃出血，医生嘱咐不能受刺激，但他觉得不去更难受。 陈锡联权衡再三，只能让他等等。9月14日，北京方面整理出“特批名单”。9月16日清晨，电报抵达南京：“廖汉生可来。”获悉消息，老将军拍了拍桌子：“拖了七天，总算来得及。”他简单收拾行装，把一副旧勋表装进行囊底层，随行警卫员看见了，问：“您带这些干啥？”他说：“主席给的，我得带去送行。” 抵达北京西直门已是深夜，小雨淅沥，站台灯光打在湿漉漉的水泥地面上。陪同的军委办公厅干部劝他先休息，第二天再去人民大会堂。他摆手：“今晚就去。”灵堂四周摆满白菊。廖汉生在花圈前立定，先敬军礼，再轻轻摘下军帽，以一种近乎轻声的方式说：“主席，我来看您。”十六个字，哽咽得几乎听不清。陪同人员忍不住别过脸擦眼泪——这位被誉为“虎胆”的老将，此刻也是伤心的普通战士。 吊唁期间，他提出一个外人看来略显突兀的建议：在南京军区举行同步悼念，仪式务必公开透明，高音喇叭要响到连队最远角落。军委值班首长听后点头：“这样好，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从北京回到南京，他连夜召集军政主官，下指令“防谣、防懈、防乱”。那段时间，虽然社会情绪波动，但长江以南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没有出现重大意外，这与廖汉生的预判和动作密切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追悼会后他并未借机向中央提出任何个人诉求。有人提醒：老廖，你的军职排名该往前挪了。他摇头：“主席刚走，人心未稳，别添杂音。”1978年，他改任总后勤部政委，没多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院时，他偶尔翻出那张1972年的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对探病的年轻军官说：“信任是把双刃剑，给你温暖，也给你压力。守得住，才对得起这几个字。” 1985年夏，军队百万大裁撤，很多同龄人选择离休。他却主动要求到基层调研，走遍南京、杭州、福州几乎所有团级单位。一次登舰视察，烈日下甲板烫脚，随行医护担心他晕倒，他笑道：“我靠海吃饭多年，就是让太阳晒干也值。”这份执拗，与当年“我必须去北京”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