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蒋经国的私人医生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聊到他的病，就不能不提他的“嘴”。蒋经国是出了名的爱吃甜食，这毛病说来也巧，遗传自他母亲毛福梅。在那个年代，糖尿病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特效药，主要就靠管住嘴。一开始，他还挺听话，每天去士林官邸给老先生请安，顺道就让护士抽血、打胰岛素，坚持了好些年。 可到了70年代，他权力越来越大，压力也跟着水涨船高。人一累，就想找点东西慰藉，甜食就成了他的“解药”。医生跟在屁股后头劝，少吃点心，少喝加糖豆浆。他呢，嘴上答应，一扭头，该吃吃该喝喝。用他的话说：“病情要让医生来控制，但是他吃什么还是自己说了算。”这话听着挺霸气，其实透着一股子无奈和倔强。身边的工作人员没辙，试着用代糖给他做点心，他尝一口就嫌味道不对。有时候半夜还想吃冰淇淋，那玩意儿对他来说跟毒药差不多，可他就是要吃，谁也拦不住。最后，连医生都只能妥协：吃吧，吃完再打针补救。 这种“放纵”，最终是要身体来买单的。 到了80年代，并发症一个接一个地找上门。眼睛看不清了，肾也出了毛病，最惨的是两条腿，肌肉慢慢坏死，最后只能靠轮椅代步，连上厕所都需要人搀扶。为了保住视力，他得长期吃类固醇，这药副作用又大，搞得他食道过敏。 有意思的是，这过敏还挑日子，专在每周三他主持国民党中常会的时候发作。可见，精神压力这东西，真是能要人命的。他每次开会前，都得在休息室的床上躺半天，攒足了力气，才能勉强到台上讲几句话。他怕外界看出他身体不行了，影响政局，所以就算病成这样，也得硬撑着去办公室“打卡上班”。 这种硬撑，在1988年1月13日到了头。 那天早上，他醒来就觉得不舒服，恶心想吐。到了中午，突然间猛地咳，大口大口的血从嘴和鼻子里喷出来，人一下就昏死过去。医生们围着他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各种法子都用尽了，还是没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他儿子蒋孝勇从外面赶回来，看到父亲被插着管子抢救，浑身痛苦的样子，心都碎了。他跪在床边，给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哭着对医生说：“不要再救了。”他知道，再折腾下去，只是让父亲多受罪。 一个时代的强人，就这么走了。 他这一走，留下的不光是未竟的政治事业，还有一大堆谜团和遗憾。官方说法是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可很多人不信。毕竟，他去世前几天还在处理公务，看起来不像马上要不行了的样子。于是，各种猜测就来了。 有人说，他是被“气死的”。那会儿的台湾，风起云涌，各种政治势力斗得厉害，他夹在中间，压力山大。也有人觉得，是长期吃类固醇惹的祸，那药伤肠胃，导致了最后的胃出血。当然，这些都是猜，没有铁证。但这些猜测，恰恰说明了他晚年处境的复杂。 而他留下的最大遗憾，可能就是“回家”。 如今蒋经国先生离世快38年，可他和他父亲蒋介石的灵柩，至今还停放在台湾桃园的慈湖。这事儿，成了蒋家后人心里头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疙瘩。 他去世后，儿子蒋孝勇接过了“两蒋移灵”这根接力棒。为了这事，1996年，已经查出食道癌晚期的蒋孝勇，拖着病体回到了大陆。他没去别的地方，直奔老家浙江奉化溪口。 站在祖宅前，走在去往祖母墓地的山路上，这位在台湾长大的“蒋家第三代”，情绪彻底绷不住了。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爬几步台阶就要喘半天。有人想用轿子抬他，他摆摆手拒绝了，说：“四十多年就来了这一回，我得自己走上去。”那种近乡情怯和血脉里的牵绊，在那一刻，比什么都有分量。 回到台湾，蒋孝勇想趁热打铁，把移灵的事办了。他开了记者会，话说得很恳切：“我的父亲、爷爷临终前提出葬回大陆，这是人之常情。”可那时候，李登辉当政，搞“去蒋化”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让“两蒋”风风光光地归葬大陆？这事儿就这么被卡住了。 没过多久，1996年底，蒋孝勇就病逝了。第二年，他叔叔蒋纬国也走了。家里的主心骨一倒，移灵的事，更是遥遥无期。 如今，快四十年过去，两岸关系几经浮沉，慈湖的灵柩依旧静静地停放着。这件事，早就不单是蒋家的家事了，它成了一个历史符号，一个关于“根”与“归宿”的时代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