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北京，北大图书馆里，煤油灯散发着呛鼻的烟味，木地板被教授们的皮鞋踩得“笃笃”作响。26岁的毛泽东，穿着布鞋，步履无声地走进来，手里攥着一封杨昌济的推荐信。 他找到章士钊，彼时的章已是北大教授，风头正劲。毛泽东言辞恳切：“章先生，我想在北大谋个差事。” 章士钊打量着这个身形瘦削、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犹豫片刻，点头道：“好，图书馆佐理员，月薪8银元。” 这笔钱虽微薄，却让毛泽东得以留在北大，接触到新思想的火花。那时的章士钊，或许未曾料到，这个年轻人日后会改写中国的命运。 两年后，1920年，毛泽东再次找到章士钊。这次，他不是来求职，而是为新民学会筹措留法勤工俭学的经费。章士钊听完，二话不说，奔走两天，筹来2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120万元。 毛泽东接过钱，激动得双膝跪地：“章先生大恩，永不忘！”章士钊摆摆手，笑说：“革命需钱，我不过尽绵薄之力。”这笔“雅债”，深深埋在毛泽东心中，等待着日后偿还。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章士钊因地主出身，处境微妙，但他早年支持革命的功绩，让毛泽东对他格外关照。中央档案馆藏档显示，毛泽东曾批示：“章行严功在革命，不得冲击。” 这年冬天，章士钊蛰居北平，家中经济拮据，炉火烧得吝啬，药罐里的汤药味成了日常。 毛泽东听闻后，深夜派李银桥送来两只活鸡。鸡在麻袋里扑腾，散发着谷糠的味道，鸡鸣声刺破了胡同的寂静。 章士钊接过麻袋，眼神复杂。他想起三国时曹操祭乔玄的典故：“斗酒只鸡，答谢知遇之恩。”康生后来解读，这两只鸡不仅寓意“吉祥”，更是毛泽东对章士钊当年资助的感恩之情。 章含之在回忆录《风雨情》中写道，父亲炖鸡汤时，满屋飘香，他端着碗对她说：“这鸡汤，暖的不只是胃，还有心。” 那一刻，章士钊或许感受到，革命胜利的背后，是无数如他一样的文人，用信念与支持铺就的道路。 故事并未止于1949年。到了1963年，章士钊年事已高，经济依然窘迫，却始终拒绝国家补贴，保持文人傲骨。 毛泽东得知后，从《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中拨出2000元每年，亲自批示：“分期还旧债。”这笔钱持续了十年，直到1973年章士钊病逝香港。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记载，毛泽东在信中写道：“章先生为革命奔走，旧债当还。”这不仅是金钱的偿还，更是对章士钊革命情怀的致敬。 1972年，章士钊病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留存的一段录音中，他对女儿章含之说：“告诉主席，那年他送的老母鸡，炖汤时满屋鲜香，是我吃过最暖的……”这句临终嘱托，穿越时空，将1949年冬夜的那份温暖定格。 回望这段往事，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交往，是一段革命与文人情怀交织的佳话。1918年的推荐信，1920年的2万银元，1949年的两只活鸡，1963年的稿费还债，每一个节点，都串联起革命年代的恩义与担当。 章士钊用行动支持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而毛泽东则以细腻的感恩，回应了这份“雅债”。正如章士钊日记中所叹：“润之送鸡，非为果腹，乃为心意。”这份心意，跨越了时代，温暖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