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那一年天津的风很硬，吹得街上的旗子呼啦作响。 城里的人都在等消息，有人盼援兵，有人盼投降，还有人只是想让炮声早点停下来。 陈长捷坐在地下指挥所里，耳边是电话兵急促的汇报和上方沉闷的炮声。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像是在催促什么节奏。防御工事修得很厚，壕沟、碉堡、火力点，一层叠一层，他一直觉得这些东西能撑住——至少等到北平那边的回应。 电话另一头传来的是一句“坚持”，短短两个字，像隔着厚布传过来，没温度，也没解释。 他不晓得，这个“坚持”其实是另一张牌桌上的筹码。 外面的炮声像是在拧紧他的神经，墙壁上的灰渣一下一下地掉，落在地图上，把那些红蓝标记模糊成一团。 当解放军的脚步声逼近地下室，空气里有股潮湿的土味。 他抬起头，灯光映着满脸的灰尘，军帽歪着，手却稳稳举起。走出城门的时候，两侧是挤满人的街道，目光有冷漠的，也有好奇的。 他没低头，也没看向任何人，像是怕一低头，这条路就走不完了。 关押的地方先是在华北军区的看守所，后来转到了北京的功德林。 高墙深院，外面的人叫它战犯管理所，里面的人知道，这里除了劳动，就是读书、开会、写检查。 陈长捷初来的时候，走路还是军人的步子，直得像根木桩。 说话短促，不绕弯子。 傅作义的名字一出现，他的脸色就沉下来。 天津战役前那些闪烁其词的指令，北平的和平起义，都让他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 功德林有时候会有访客进来，傅作义来过几次。 第一次见面，他没给笑脸，眼睛像刀锋一样盯着傅，说：“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周围一瞬间安静下来，连椅子腿在地上的摩擦声都停了。 傅作义也不生气，缓缓解释，说那时形势紧迫，多一句走漏风声就会全盘皆输。 陈长捷没接话，低下头摆弄手里的书签，像没听见。 日子是用一页一页的纸堆起来的。 陈长捷开始在图书馆呆更久，先是翻军事书，再是历史、哲学，后来连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也一页页啃。 纸页上划着铅笔痕，有时候是一个圈，有时候是一个问号。 他坐在书桌前的样子安静得出奇，只有指尖轻轻摩挲纸面的声音。 那些怨气没有突然消失，只是被一点点稀释，像冬日冰面慢慢裂开缝，水流不紧不慢地淌出来。 1959年，院子里的空气不一样了。 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握着手不松开。 国家特赦的名单下来了，陈长捷的名字就在首批里。他走出功德林的时候，天阴着，风里带着土腥味。 上海的街道已经换了模样，车多了，人声也乱了。 家里早有人等着，他第一次坐在餐桌旁，听到的是妻子叠碗的声音，还有米饭的香气。 很快，他被安排到上海政协秘书处做文史资料专员。桌上总是堆着厚厚一叠稿纸，旁边摞着旧战报和泛黄的笔记本。 他写东西不急，一支钢笔能在纸上停很久才落下一个字。 有人说他记性好，几十年前的事也能翻出细节来，他只是摆摆手，把手里的纸压平，继续写。 生活过得很安静。 茶水的热气在冬天的屋里慢慢升起来，窗外的梧桐叶子一年年落下去。 偶尔他也去外地开会，带回几本地方志。 很少有人再提天津的事，功德林的日子更像是被小心地锁在一个匣子里，不去碰它。 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变了。 曾经的军衔成了罪证，特赦身份也挡不住。 批斗会上，他戴着高帽，站在台上，被推搡着走来走去。 台下的口号一浪接一浪，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喊，他只是站着，眼睛没有焦点，像隔着雾看人。 沉默是他唯一的回应，可沉默挡不住那些一次次的羞辱。 1968年的春天，上海的雨没完没了，潮气进了屋，衣柜里的衣服都带着霉味。 据零星的说法，那段时间他精神急转直下，情绪不稳。 四月的某天，他和妻子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有人叹气，有人摇头，也有人低声说：“算是解脱了吧。” 多年以后，平反的文件送到家里。 纸是新的，字是新的，可那个人早已不在。 那张照片还在，年轻时穿着军装的样子，眉头紧锁，像是在听远处的炮声。 桌上的茶杯里落了一片梧桐叶，水面微微晃动，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半旧的军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