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8岁的高晓松在街头遇见算命先生，他问:“我什么时候死？”算命先生说

1998年，18岁的高晓松在街头遇见算命先生，他问:“我什么时候死？”算命先生说:“35岁。”于是高晓松在34岁最后的一天来到五台山，果然发现了一件惊险的事。

1987年的夏天，18岁的高晓松攥着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在青岛栈桥边，遇见了那个改变他半生的算命先生。

“你命中有三重劫，”算命先生盯着他的手掌，“第二劫在35岁。”

高晓松当时正沉浸在“清华才子”的光环里，听到“35岁死劫”的说法，笑得前仰后合：“老先生，我可是学理工科的，您这封建迷信对我没用。”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个预言会像一根无形的线，在17年后将他拽到五台山的悬崖边。

从《同桌的你》火遍全国，到创办麦田音乐，再到成为《奇葩说》导师，高晓松的人生顺风顺水，直到2004年11月13日——他34岁的最后一天。

“那天早上起来，右眼皮跳得厉害，”多年后他在访谈中回忆，“工作室的咖啡机突然坏了，电脑也死机三次，连司机都在四环上追尾。我突然想起那个算命先生的话，浑身发冷。”下

午三点，他推掉所有工作，买了张去五台山的车票。

五台山的夜来得格外早。

晚上七点，高晓松踩着齐膝深的雪，终于爬到五爷庙门口。

他跪在蒲团上，声音带着哭腔：“我今年34岁，明天就是算命先生说的坎。我不怕死，但我女儿才3岁，她不能没有爸爸。”

唱完戏，他把身上所有现金塞进功德箱。

离开五爷庙时，雪下得更急了。

意外发生在车子发动的瞬间。高晓松刚拧动车钥匙，车子突然不受控制地向前滑去。

他大喊着扑向驾驶位，却发现手刹杆软绵绵地垂着，早已锈死。

窗外的雪片变成了模糊的白线，悬崖边缘的警示桩飞速逼近。

“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算命先生说的真准。”高晓松后来回忆，“我甚至闻到了死亡的味道——是那种金属的腥味，混着雪水的冷。”

千钧一发之际，后排的导游小伙突然暴起。

这个叫阿杰的19岁少年，像只敏捷的豹子越过座椅，一脚将刹车踏板踩到了底。

刺耳的摩擦声中，吉普车在距离悬崖半米处戛然而止。

三个人僵坐在车里，听着彼此剧烈的心跳声，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后来高晓松才知道，阿杰是五台山脚下的孤儿，那天本已下班，却因“看他面相不善”特意留下护送。

回到北京后，高晓松做了三件事：

第一，他把工作室的所有合同重新审视了一遍，推掉了80%的商业活动：“以前总想着‘等我有钱了再陪家人’，现在才明白，钱永远赚不完，但家人的笑容是限量版。”

第二，他在郊区买了栋带院子的房子，亲手种了20棵银杏树：“每年秋天，叶子黄得像金子，我就带着女儿在树下捡叶子。”

第三，他开始定期去医院做义工，给癌症患儿弹吉他：“有个叫小雨的女孩，化疗后头发都掉光了，却总说我唱得比周杰伦好听。她走的时候，我抱着她冰凉的手，突然懂了：活着，就是要给别人的生命添点光。”

2011年酒驾入狱时，高晓松在看守所写下《昔年种柳》的歌词：“曾以为生命是场漫长的马拉松，后来才发现，它不过是悬崖边的一次急刹车。”出狱后，他拒绝了所有高价商演，转而投身公益，发起“音乐教室”计划，为偏远山区的孩子送去乐器和希望。

如今的高晓松，依然会在每年11月14日（他的生日）去五台山。

他不再求神拜佛，而是带着女儿在五爷庙前种树。“我要让她知道，”他摸着小树的枝桠说，“生命就像这些树苗，总要经历风雪，才能长得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