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许世友将军卧病在床，趁旁边无人陪护时，用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死死拉紧，护士赶到后，发现许世友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 许世友1920年，投身北洋军，几年时间做到了排长，在北伐中冲锋陷阵，逐渐显出胆识。 1927年那场黄麻起义，让他转了弯，从此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这是一次赌注，但他押中了，他不爱讲什么主义理论，他信的是打出来的江山，必须靠真刀真枪守住。 后来，他在孟良崮一战打出名号，敌人是张灵甫，装备精良，阵地严密，他带着人翻山越岭，硬是第一个冲上山头，把对方撕碎。 战后那股子劲，让人记住了他，这种硬碰硬的打法，很多人怕，但他就是喜欢，他觉得打仗这事儿，不在纸上谈兵，得真拼命。 再往后，参加抗美援朝，担任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又在1979年越南边境战中指挥实战，有人说他脾气硬、不讲情面，可是到了战场上，硬才有用。 他不信软话，他只看结果，他认人也看硬气，不管出身，只看是不是敢扛枪冲锋。 他这辈子拿过不少勋章，从八一到解放，但他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济南第一团”的名号，是军委点名表扬，他心里那点骄傲，是从尸山血海里换来的，不是穿军装就能有的。 许世友这人，性子是出了名的拧，他说不行的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查出肝癌后，部下建议他去北京治，他一口回绝，理由竟然是“北京的路太窄，人太多”。 这听上去像笑话，但了解他的人都懂，他是不愿意受谁摆布，也不愿多看某些人的脸色，他情愿在南京中山陵旁边病着，也不肯去大城市待着。 很多人以为，病重的人会变得柔和，但他不。哪怕每天疼得发抖，他还是坚持每天“活动”，腿肿得像柱子，连床都下不来，他非要坐上沙发，在房间里“兜风”。 人推着他，他就像出操一样认真，不是他不懂自己危险，而是他不愿意服输，他一辈子都没低过头，到了快走了，还是那副样子。 有段时间，外面人议论说他年轻时在延安差点被党开除，说他曾对张国焘有动摇，那些事确实存在，他曾想离开延安回四川打游击。 但问题是，他最后没走。他留下来，补了过错，继续打仗，他是个直性子，说错话、走错路都有过，可就是不认怂。 他也从不讲究排场，活着的时候用旧车，住旧房，死后，他随身带的东西倒挺讲究，猎枪、茅台、收音机、手表，还有一张100块钱的票子。 这不是炫耀，是他心里的一套逻辑。枪是底气，酒是胆子，收音机是耳朵，手表是时间，钱，是给黄泉路上准备的路费，他骨子里还是那个在草莽里滚出来的将军，讲究这些“行当里的规矩”。 他的一生，可能说不上温柔，但一定算得上刚烈，他把自己的标准硬生生刻在了生命的尽头，哪怕病痛折磨到极致，他也不让别人看到他“叫疼”的样子。 他的“倔”，从战场带到病房，也从军人生涯，延续到了病床边的那一口气。 从1985年春天起，许世友的身体就出了状况，肝癌，是种不吭声就要命的病，他一开始不声张，忍着疼痛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可后来，连起床都成了难事。 他还是不喊痛，只要旁边有人，他就绷着，只有一个人时，他才松劲，哪怕是用毛巾勒脖子，也不愿别人看到他难堪的样子。 他那次拿毛巾勒脖子被护士救下后，医院开始24小时轮班看护，人看多了，他反而烦，他有时候一句话都不说，甚至有人撞见他拿头撞墙。 没人敢问他到底想干嘛，只能猜：有人说他疼得太厉害，也有人怀疑他神志已经不清了，可那段时间他还常常咕哝着“我要活动”，这说明他脑子还清楚。 他早就交代不想火葬，说得明明白白：他要回老家，跟母亲埋一块儿，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对得起国家，对不起的只有娘。 从1956年开始，他就不肯签火葬的倡议书，到了晚年，又把这事提出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信，邓小平回了话，说“照此办理，下不为例”，这才让他的骨灰没被烧掉。 等他真走了，家属按他的要求办事，那一夜，车队悄悄上路，黑灯瞎火地运他回老家，不许开灯、不许鸣笛、不许惊动地方政府。 像他年轻时行军一样，悄声无息。连墓碑都没立，等到第二年才补上，还只写着“许世友同志之墓”，不带头衔、不加功勋，和他这人挺搭。 那个墓修在家乡的山坡上，边上是他母亲的坟，风吹着松柏，他曾说，活着尽忠，死了尽孝，最后这句话，他算是做到了。 许世友的故事，要是只讲战争，就太单薄了，他不只是会打仗，他是把性格活成了战术，他干事不绕弯，说话不修饰，从不玩虚的。 他一生的荣誉看起来不少，上将军衔，一级八一、独立自由、解放勋章，一堆职务和称号，但他真正在乎的，往往是别人忽略的那些。 （信息来源：中华网---“我完蛋了” 许世友：将军临终也壮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