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人痴迷于记录历史”这话听着很绝对，翻开世界史就会发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写得有声有色，罗马有李维、塔西佗，阿拉伯史学里有伊本·赫勒敦，朝鲜王朝还留下了470年的《实录》。 差别在于，别的文明史书可能断档、靠个人或学派写，中国从两汉到清朝，把记史做成了国家工程，不停机、不掉线。 早在先秦，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就要顺手把大事记下来，春秋笔法在编年记录里立规矩，动辄用一个字的褒贬暗藏评价。 汉武帝时司马迁用纪传体写《史记》，既记帝王也记百姓，从此定下史书的文体与格局。 后来历代朝廷修史都按这套路来，一代有一代的正史，前朝事由后朝人写，“修史”成了新政权的必修课。 唐以后更细，朝廷设了“起居注”官，天天盯着皇帝，把吃饭、批奏折、出行、发火全写进册子里。 皇帝去世或朝代更替时，这些原始记录会汇成“实录”，再由史官编成正史。 这个链条——起居注、实录、正史——形成了有底稿、有过程、有终稿的国家档案系统。 明清两代由翰林院和史馆负责，修史成了机构化工作，有预算有班底，不是几个人写几本书那么简单。 这种机制的力量在于它的延伸。 科举考试考经史，把读史、用史变成精英上升的必经之路。 地方官到任就要修地方志，记地理、赋税、风俗、灾荒，编纂得像地方百科全书。 大族还要修族谱，追溯先祖到哪一代，谁中过进士，哪年搬过家。 这些材料一层层往上汇，总史在北京，地方志在各府县，族谱在祠堂，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记忆网络。 朝廷的修史是顶层工程，地方志是中层档案，族谱是民间记忆，三者互相嵌合，历史不是书架上的摆设，而是社会运行的一部分。 拿这个和别的文明比，就能看出差异。 希腊、罗马的史书多是个人创作，强调作者的观察与反思，国家不负责代代接续。 朝鲜王朝的《实录》很完整，制度也严密，但它的时间跨度和覆盖范围还是没法跟中国自两汉以来的全程接续相比。 西方的档案馆近代才兴起，更多是法律、行政文件保存，中国的史学是政治合法性、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的混合体。 这种长线延续的背后，有几个关键条件：中央集权提供了持续的组织力和资源，科举制度让史学知识深入社会，地方志和族谱让基层和家族参与到历史书写中，“修前朝史”的政治传统又保障了断代之间的接续。 这不是简单的“爱好”，而是嵌在政治、文化、制度里的结构性习惯。 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记录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有制度驱动、有社会支持、有文化共识的长期工程，这才让两千多年一脉相承的史学传统在世界上显得特别显眼。 参考资料： 杜勇.《中国史学的连续性与制度化特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