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中科院院士王贻芳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杨振宁却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物理学界的传奇人物。他跟李政道一起搞出了“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了华人第一人。他的杨-米尔斯理论更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石，影响力杠杠的。晚年他回国出力，1970年代推动中国科大“少年班”，培养了一堆顶尖人才，实打实为中国科学教育操心。 他对建大型对撞机（CEPC）的态度很明确：不看好。他觉得2000亿投下去风险太大，中国高能物理人才太少，全球占比才1%，建成了也可能是给外国科学家铺路。他拿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举例子，那项目预算从30亿涨到120亿美元，最后1993年还是黄了，成了教训。他主张把钱花在基础教育上，培养更多本土人才，觉得这才是“钱花在刀刃上”的长远之计。 杨振宁的担忧不是没道理。2000亿不是小数目，中国当时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基础还不够扎实，人才储备也跟不上。如果项目真被国际团队主导，中国花钱出力却没抓到核心技术，那可就亏大了。他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考虑的是几十年后的科技根基。 王贻芳，1963年出生于江苏，算是中国高能物理的中坚力量。他在南京大学读本科，后去意大利拿博士学位，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和斯坦福混过，履历硬核。2001年回国后，他扎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2011年当上所长。他领着团队搞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2012年测出了中微子混合角θ13，国际上都炸了锅，2016年还拿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 王贻芳推CEPC是下了大决心。2016年他提出这项目，计划建一个100公里周长的对撞机，先研究希格斯玻色子，再升级到质子对撞机，能量能甩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好几条街。他算了一笔账：不建这个，中国在高能物理上得落后30年，错过赶超的机会。他还说，这不光是科学问题，更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硬指标。建成了，超导技术、探测器这些都能顺带起来，经济上也有回报。 他的底气不只是嘴上说说。大亚湾实验证明了中国团队能干大事，CEPC要是成了，中国还能吸引全球科学家来合作，站到高能物理的C位。他不怕花钱，就怕中国被甩在后面。 这场争论从2016年吵到现在，焦点就俩字：资源。杨振宁觉得2000亿投对撞机性价比低，风险高，建了也未必是中国人说了算。他拿SSC的失败敲警钟，提醒别重蹈覆辙。王贻芳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抓紧就得吃别人尾气，落后30年可不是开玩笑。 俩人立场不同，但都站得住脚。杨振宁看的是基础，觉得没人才啥都白搭；王贻芳看的是前沿，觉得不冲一把就没戏。2018年CEPC进了“十三五”规划，官方点了头，但到2025年还没拍板。2023年IHEP出了千页技术报告，预算降到360亿，计划2027年开工，2035年完工。可反对声还在，有科学家担心这钱挤占了生物医学、量子计算这些领域，人才和技术能不能跟上也打问号。 其实这不只是科学问题，是国家战略的抉择。2000亿（后来360亿）是个大饼，怎么分得看优先级。教育和基础研究是慢工出细活，高能物理是高风险高回报，两边都有理，难分对错。 杨振宁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点头，尤其是觉得中国得先把根基打牢的。SSC的例子摆在那儿，谁也不想花了钱还竹篮打水。他还提到中国高能物理人才少，全球1%的占比确实硬伤，建了对撞机万一成了“国际公益项目”，那可不值当。 王贻芳这边也有大V撑腰。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就公开支持，说CEPC能拉高中国科学界的国际地位。他还举例，欧洲的大型对撞机当年催生了互联网，CEPC说不定也能带出啥黑科技。王贻芳自己也强调，这项目能让中国从跟跑变成领跑，错过了窗口期就晚了。 但质疑也没停过。360亿听着比2000亿少，可还是巨款，值不值得花？国际合作是好事，可中国能不能拿主导权？这些问题没答案，悬念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