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提到支持别国时，主张：“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 在那个饥荒刚过、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却敢站出来说”别乱开空头支票”。这话从遵义会议上投过”关键一票”的王稼祥嘴里说出来，为什么会引发轩然大波？他的这句建议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深层考量？ 1962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历史关头。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艰难。但就在这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 王稼祥这个人，在党内可是有分量的。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到了1962年，他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管理对外援助这摊子事。 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1962年3月说出了那句话：“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这话乍一听挺实在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当时中国的对外援助到底有多猛呢？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要知道，这108亿可不是小数目，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王稼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两个外交老手竟然抱头痛哭，可见当时的情况确实让人揪心。 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比如阿尔巴尼亚，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就连周恩来都感到为难，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 王稼祥实在看不下去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经过深思熟虑，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征得部党委的同意，就我党的对外工作政策问题联名给中央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 在这封信里，王稼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3月，他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想法，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 提纲说：“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王稼祥的这番话，说白了就是要量力而行，别打肿脸充胖子。这本来是很朴素的道理，但在当时那个讲究”国际主义”的年代，这话就显得有些刺耳了。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以为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可以放心大胆地说真话了。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囉囉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 可惜，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朝着王稼祥预期的方向走。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王稼祥的务实建议被概括成了”三和一少”，并且在随后遭到了严厉批判。 王稼祥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一个曾经为党的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就这样因为说了几句实话而陷入困境。1966年他被迫搬出中南海，1974年在孤独中离世。 历史是公正的。1979年，中央为王稼祥平反，承认他的建议是正确的。“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这不正是王稼祥当年主张的”量力而行”吗？ 回过头看，王稼祥的那句”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其实体现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既要支持兄弟国家，又要考虑自己的实际能力，这样的援助才能持久。如果一味地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自己受不了，最终也帮不了别人。 王稼祥的故事告诉我们，说真话有时候是需要勇气的。他那句”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放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你觉得在当前的国际合作中，我们该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情怀与实力？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