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7年后，一个白发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儿子愣住了，突然冲过去抱着她嚎啕大哭。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王承书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文化世家，父亲是数学家，母亲出身名门，她从小身体不好，却总是成绩最好的那个，大学选了最难的物理系，毕业时是全校第一，后来，她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师从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当时，她写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公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她的老师认为她将来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王承书并没有因此而兴奋太久，广播里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她的心就飞回了万里之外的祖国。 在那个特殊年代，从美国回到中国不是一张机票的事，她递交了十五次申请，每次都被拒绝，科研资料被没收，外出被盯梢，连普通的信件都可能寄不到家里，但王承书没有退缩，她一边继续科研工作，一边等待机会，直到1954年，中国在一场国际会议上提出用战俘交换科学家，美国方面才终于松口，她和丈夫张文裕带着孩子，登上了回国的轮船，那一刻，她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大意是：既然回来了，国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她的人生不再属于自己。 回国后，她在北大任教，研究的是热核聚变，这是当时国内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她用了两年时间打下了基础，正当她在专业领域小有所成时，国家急需开展铀浓缩研究，这项技术是制造原子弹的关键，而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留下成千上万台设备没人会用，相关部门找到她，提出让她改行去搞铀浓缩，这意味着她要放弃熟悉的领域，从头开始，王承书没有犹豫，带着行李去了西北。 1960年，她悄悄离开家，给家人留下一张字条，从那天起，她在研究所隐姓埋名整整十七年，她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能回家，也不能写信，她的丈夫张文裕找遍了北京的单位，甚至翻遍了街道办的登记册，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儿子放学后常常在她常去的图书馆门口等，直到管理员告诉他，那个熟悉的身影已经好几个月没出现过了。 而她呢？在戈壁滩的帐篷里啃着干馒头，摇着计算器，一页页地算数据，白天风沙扑面，晚上寒气逼人，帐篷漏风，设备简陋，她的头发很快就白了，眼神却越来越坚定，有一次实验失败，她三天三夜不合眼，直到找出误差才倒在图纸上睡着，她知道，这不是某一篇论文的失败，而是国家命运的关键一步，她没有资格喊苦，更没有时间喊累。 1977年任务终于完成，她站在山顶眺望北京的方向，那一年，她已经满头白发，回到家门口，她在槐树下站了半小时才敢敲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张文裕也老了许多，多年后，家人才知道，她曾是国家铀浓缩技术的主要负责人，在那些年里，她没有奖金，没有奖状，甚至没有署名，她签下的每一份文件，盖的都是密封章，她自己说过，只要国家还需要，就不说、不问、不讲。 最后一张“通行证”是用余生换来的，科研任务完成之后，她没有选择出书、讲学、享受荣誉，而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捐了出去，她住在老旧的单元楼里，做饭用煤球炉，穿的衣服都是旧的，她的丈夫去世时，她把积蓄用来资助西藏的学校，晚年生病住院，她留下三句话：不办葬礼，遗体捐医学院，最后一点钱捐给希望工程，1994年，她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走的时候，存折上只剩下十块钱。 在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大楼外，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她的名字，排在她名字之前的是钱三强，后面写着她的身份：铀浓缩技术总负责人，展柜里放着那台她用过的手摇计算器，按键上磨出了一个凹坑，讲解员常常指着它告诉学生，这台机器的磨损，是王承书一个字、一个符号算出来的。 王承书没有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在重要场合发表演讲，她甚至连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能公开，她用一生，换来了中国核技术从零开始的飞跃，她不是明星，不是传说，也不是雕塑，她是那个在风沙中低头计算的科学家，是那个十七年没有回家的母亲，是那个在遗书里写下“平凡实在，勤恳做事”的老人。 很多年后，人们提起她，会说她是“两弹一星”元勋，是国家的脊梁，但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她一生努力的方向，从来没有偏离国家的需要，她用才华打开了世界的大门，用信念回到了祖国，用理想舍弃了名利，用沉默守住了秘密，用余生完成了奉献，在她身上，国家与个人并非对立，而是交汇成一种深沉的力量。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觉醒于时代又隐于时代的核物理学家王承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