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路引制度，常被一些人诟病为限制了人的自由。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严苛。根据规定，离开户籍地一百里外才需要路引，而户籍地的基本范围是州县。在明代，县域多数与今天相当，加上一百里的范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行动区域。在农业社会，交通不便，大多数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少有机会或需要离开户籍地太远。即使是现代人，平时也很少有机会离开生活区很远。
朱元璋的路引制度并非完全限制人们的自由，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这一制度要求人们在跨县或府州时，需向官府开具路引。这不仅有助于防止流民和盗匪的流动，还能有效管理人口流动，确保社会的稳定。此外，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如果老百姓觉得有冤屈或者要揭发贪官污吏，可以到南京找他，人数不限，沿途官吏一律不得阻拦。这一规定，实际上为百姓提供了一条申诉的通道，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从历史背景来看，明代初期社会动荡，流民问题严重，朱元璋的路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同时，这一制度也并非绝对限制自由，而是通过合理的方式管理人口流动。因此，路引制度不应被简单地视为限制自由的工具，而应被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百姓权益的一种手段。
江渐月
路引制度对明朝的经济交流仍存在显著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 跨区域贸易的限制：尽管百里内活动无需路引，但当时的大宗商品贸易（如粮食、丝绸、盐铁等）往往需要跨州县甚至跨省运输，远超百里范围。商人若要进行长途贩运，必须申请路引，而路引的申请需经过官府审批，过程可能耗时且受严格管控（如限定往返时间、贸易地点等），增加了贸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跨区域商业的自由发展。 - 基层市场与长途贸易的关联性：州县内的百里范围多为基层集市，主要满足本地基本需求；而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经济交流依赖长途贩运，路引制度恰恰对这类关键的跨区域流动形成约束，导致商业网络的扩展受到限制。 - 对人口流动的间接影响：经济交流不仅依赖商品运输，也依赖劳动力流动（如工匠、佣工等）。路引制度对人口跨区域流动的限制，使得手工业作坊难以自由招募外地工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也受到阻碍，间接制约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活力。 简言之，路引制度对“百里内自由”的规定，仅能满足基层局部的经济活动需求，却对支撑明朝经济发展的跨区域贸易、劳动力流动等关键领域形成约束，因此不能说它不影响经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