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8岁的沈醉只身来到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余乐醒是戴笠手下的骨干特务。沈醉到上海后要求余乐醒介绍他参加工作，余乐醒便介绍沈醉在复兴社特务处当联络员。 当时的沈醉热情十足，聪明能干，加上与戴笠的儿子年龄相仿，因此他与戴笠一见面，马上博得这个特务头子的好感。 当上特务后，年轻的沈醉“手脚勤快，头脑灵光”，加上“又肯钻研”，很快就掌握了特务的一切技能，而且做事精明利落。从“巧计送捕徐昭俊”一事就可以看出沈醉的精明。 有一次，戴笠指示余乐醒：逮捕疑有越轨行为的特务头目徐昭俊，秘送南京。徐昭俊是特务处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此人身高力大，腿脚敏捷，身手很好，枪法也准，要逮捕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接到任务的余乐醒有些紧张，沈醉却满不在乎地揽下任务。他献计让余乐醒反其道而行之，假借说是沈醉犯了大错，戴笠要逮捕沈醉，要徐昭俊把沈醉押送到南京接受调查。不知内情的徐昭俊押送着沈醉去了南京，一下火车，自己却被特务们五花大绑了起来。 很快，沈醉就升职为情报组组长。在上海闹市或者租界区抓人时，他常常采用先把人打昏，然后其他特务冒充被打人的朋友送他去“医院”的方法；其次训练漂亮女特务冒充被抓人的妻子，在大街上揪扯被抓人，特务们再冒充被抓人的熟人与朋友，帮助妻子把被抓人塞进车而绑架的方法。此方法屡试不爽，“颇见成效，戴笠大加赞赏”，不久沈醉又升为行动组组长。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郑介民继任局长，之后在沈醉的帮助下，毛人凤挤走郑介民，当了保密局局长。但是，毛人凤达成目的后，沈醉因“功高震主”，被毛人凤视为前途大患。聪明的沈醉主动“申请”避祸，被“发配”到云南，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负责监视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看破时局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开始加紧与地下党的联系，这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同年8月，毛人凤电令沈醉火速除掉卢汉身边反蒋的杨杰、陈复光、谢崇文等人。沈醉明知卢汉正有起义的倾向，但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对毛人凤的命令采取拖延时间之法，暗中却帮助杨杰脱了身。 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起义，并扣押了张群以及包括李弥、余程万、沈醉在内的在昆明国民党军政要员。 被关押作为战犯的沈醉最初心情也很惶恐，他认为自己毕竟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了字，所以对自己接受改造有抵触情绪，押迁重庆后，沈醉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觉得这些干部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阳奉阴违。渐渐地，沈醉开始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地教育和启发。 沈醉在日记中记到：“人民政府对任何问题的处理都是实事求是的，从不因为我们这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而进行人身侮辱，我们有一点进步，政府都是予以承认的。进一步认识了继续学习、改造的必要性。新生有望，当加速改造方可。” 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战犯被特赦，随后沈醉被安排三个月的参观学习。到农村劳动一年，然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 特赦后的沈醉在很多活动场合中，都会遇到许多过去直接与间接接触过的被军统特务迫害过的民主人士，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他说：“狭路相逢，我是不容易一个一个顺利通过的。今天，我尽管处处碰上过去的冤家对头，却没有一个人同我为难。这不是少数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变化。” 1965年，沈醉与小他10岁的某医院护士杜雪洁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沈醉整理报刊与信件。 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制作了一个牌子挂在客厅，上面写道：“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 沈醉对贤惠的妻子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落过。幸福的生活给了沉浮半生的沈醉巨大的安慰。 后来，沈醉的女儿、女婿也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照顾沈醉的生活，更让沈醉高兴的是，1949年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清理出来送到北京。1980年，有关部门经过审定，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这让沈醉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1980年，沈醉偕同小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与在香港的前妻及从美国等地回来的子女见面。在香港，面对媒体，沈醉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说：“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1996年3月18日，82岁的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一生。沈醉晚年曾说：“曲折离奇的30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军统特务变成了爱国人士，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